這是第三篇從台中第六選區立委選舉談台灣的國家未來，以及落實轉型正義的挑戰。在這半年來，黃國書委員擔任線民事件只有一開始他宣布退選時發酵，之後就逐漸淡化。我在民進黨初選期間寫文，不免有人來關心。甚至有年輕朋友擔心地問「這樣好民會不會被弄臭？被認為是為了選舉而故意開話題？」。

好民一直在中台灣很用力凝聚大家對轉型正義的共識，支持好民文化行動協會的年輕朋友們，應該是中部地區最瞭解台灣威權統治時期人權壓迫歷史，也最支持轉型正義理念的年輕朋友了。他們的提問，也提醒我，要深化民主，除了補足歷史知識外，還應該要強化信念與信心，不要自我審查自我設限，因為這正是民主前輩拚搏來的自由資產。因此我在此也要強調，我的文章從來不只是在談「候選人」。我談的是台灣未來。

黃國書委員退選了，然後呢？在短暫的喧囂裡，除了選民說「時代的悲劇」「向前看」之外，包括前國防部長蔡明憲帶領許多前輩提出「原諒與支持」、同選區也有市議員呼應蔡英文總統提出「不要黨同伐異」與「功過兩分論」，因為蔡英文總統在去年十月便提出「轉型正義不是清算更非鬥爭」。自此，這個議題就淡出這個選區。

要求具體討論這個案子，算是政治鬥爭嗎？台灣社會要如何面對加害者現身？要「一碼歸一碼」，還是「功過相抵」嗎？還是「時代悲劇、人人委屈」？

從德國實踐轉型正義的例子可知道，受審判的加害者在法庭上都堅持自己只是奉令行事、甚至對此絕不後悔。最著名的就是紐倫堡大審後，執行最終解決方案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接受審判。他身為納粹軍官、負責任地參與、執行、協助系統性滅絕了猶太人。他至死都從不覺自己有罪，他只是奉命行事，完美執行上級任務。

他的罪，是什麼呢？

不談軍官，談小螺絲釘。電影《為愛朗讀》，不識字的女主角在審判法庭上面對法官的斥責，她真的真的打從心裡不懂，自己只是一個守衛隊長，奉命要看守在教堂裡的猶太人，不許她們逃跑。那麼，就算教堂火災，她也「堅守命令、完成目標」，她下令不許開門，導致裡頭的猶太人遭活活燒死。她不理解，明明就只是做好自己的工作，為何戰後卻因為奉命行事、面臨審判而有牢獄之災，甚至全面撻伐？

這就是哲學家漢娜鄂蘭所說的「平庸的邪惡」。威權統治的惡就像是個蜂巢，許多微小的「奉命行事」慢慢搭建起了一座圈禁全面自由的黑牢。仔細看，都不是多大的惡，但是所有協力的加害者因為「奉命行事」失去人性感覺與思考能力。他們當然也是受害者，但是，對反抗者來說，要讓這個黑牢透一點光，卻必須要付出非常非常大的犧牲，黑牢十年起跳、家破人亡！

我認為有理念的政黨跟支持者都不能迴避談這件事，我也誠摯認為，黃國書委員能談清楚更是重要，那個意義是對全台灣的，而且是歷史定位的，這我在前文已經提過。

回到台灣的民族性。台灣人為什麼今日那麼喜歡日本？先不論國民黨一直亂貼標籤說什麼殖民地性格。我想日本的民族性在二戰後是全世界政治與學術的重要討論，（或許未來就是烏克蘭了吧）。民族的行為與文化的精神是無法二分的。人類學大師潘乃德在經典《菊花與劍》分析日本的文化模式，日本人為了「義務」與「義理」會把個人幸福置之度外的性格，這樣才被認為是堅強者，而這種集體思考模式影響了這個社會的各種運作，包括經濟層面、政治層面、藝術表現等等，這些讓外國人深刻感受到「這就是日本人」的民族性格。

民族性，不是一種外在標籤，是跟社會怎麼去形成道德規範有關，也就是這個社會要共同去思考、共同決定「哪些事情不應該這樣做？」「哪些行為我們不容忍」。正是在這種討論過程，屬於「我們」的民族共同體才會成立。

講那麼多，再次要回到選舉。台灣選舉是很有台灣特色的民主政治表現。但是，選舉能否讓我們的社會有上述思考空間？如果，選舉只簡化成投票與勝選與否，台灣的民主就只剩下空洞的民主。

政治實踐如果只是要弱智化選民，讓選民沒有歷史感、失去未來感、甚至沒有羞恥感，台灣民族性永遠也不會成立。那麼，有心人就容易利用內部民主成功地反民主，就算真的建國了，也只是像沙灘上的城堡，難有堅不可摧的一天。、

※作者為好民文化行動協會理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