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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覺不到風到看到樹葉在動──評中國修訂《反間諜法》的動機與目的

王安國 2023年05月12日 07:00:00
中國積極修法因應海內外人士的做法,甚至統整海外佈建機構來應對這些人事物,可見其對內部社會經濟環境可能造成動盪之擔憂,絕非其對外所宣稱的樂觀。(美聯社)

中國積極修法因應海內外人士的做法,甚至統整海外佈建機構來應對這些人事物,可見其對內部社會經濟環境可能造成動盪之擔憂,絕非其對外所宣稱的樂觀。(美聯社)

中國的情報機構,尤其是以公安部和國安部為首的反情報體系在近期被大量擴權,近日公布之「反間諜法」修訂,將間諜行為定義擴大至「投靠間諜組織及其代理人」、「針對國家機關、涉密單位或者關鍵信息基礎設施等網絡攻擊等行為」,並將於今年7/1開始實施。由此可知,此法通過後除了增強中國對境內反對勢力的控管,亦能在「合法」的範圍內拘捕他們懷疑有間諜嫌疑的人,也因為有法律依據,故而可以透過如跨國司法互助等管道,將影響力投向海外,這必然包含中國境外的流亡異議人士。

 

同時,除了強化情報機構的對內監管外,中國近期也擴編負責城市管理的城管職權,並新增「農管隊」來強化對農村地區的管理,這一連串動作的背後,整體觀之,乃是中共領導圈內針對可能發生的危機,如近期的經濟下行,所做出的決策,目的都是在維持統治的穩定性。

 

反情報機構擴權的法制化

 

中國的情報機構依照主管單位可分為黨中央、國務院和解放軍系統,而在整個情報系統中,專職於反情報和內部監控的則是國務院公安部,但公安部不只是單純的反情報機構,同時是中國警察部門的主管機關,其性質更接近於過去台灣戒嚴時期的警備總部,這次中國針對「反間諜法」的修正案,也預期會進一步擴大情報部門執法的權力。

 

但外界對中國情報部門擴權所產生的疑慮,不僅因過去濫用反間諜法任意逮捕外國人的爭議,同時也和最近由人權團體揭露的「海外110」有關係:據海外人權組織「保護衛士」(Safeguard Defenders)披露,截至去年底,全球被發現的中國海外警察站至少有102個,分布在全球53個國家。而其主要目的乃是監視中國海外流亡人士,此外,有報告指出還會有網路及電話騷擾,甚至當面恐嚇、試圖拘捕等行為;也因為涉嫌如此,近日在人權團體及美國執法單位的追查下,逮捕了兩位涉嫌代表福州市公安局在紐約曼哈頓開設海外警察站的美國公民。

 

截至去年底,全球被發現的中國海外警察站至少有102個,分布在全球53個國家。(圖片擷取自網路)

 

中國政府宣稱,其海外警察站的開設是為了擴大對華僑社群的服務,但在調查中發現,這些警察站的開設並未經過當地政府同意,同時,這些海外警察站的雇員多數曾為情報機構服務的前軍人或公務員,而他們除了在海外監控異議人士之外,也涉嫌替中國政府收集當地情報和動員華僑組織參與在地各類社運活動等。從這些活動可以看出,過往透過民間人士與組織影響海外華埠及當地政情的工作,從運作方式到法律條件都再一步收緊到中國政府直接管轄之下。這是中共領導圈以法制化全球維穩來增強控制的強力證據。

 

法制化全球維穩的背後:提前佈署社會可能的動盪

 

過去中國對海外流亡人士的監控與情報收集,主要是以負責國外情報業務的國安部負責,而與華僑社團與國外左派組織進行的聯繫,則是黨組織的統戰部和聯絡部,雖然同屬情報單位,但多數時間不會過度干涉與他國主權事務相關的事務,甚至是做出開設「海外警察站」這類越權的行為。而如今,透過修法與直接佈署的方式並讓原屬各部門分工的情報工作,統一戰線成以海外異議份子為主要工作,這反映出中共領導集團在這幾年間維持政權穩定的需求急遽提升。

 

由於中國在近幾年因貿易戰和新冠肺炎疫情的緣故,讓國內經濟狀況下行,加上連年天災影響讓糧食生產,使糧食自給率降低而出現供需問題,經濟、就業以及物價波動等因素造成社會不安,因此,除了擴大原有的城市管理執法規模外,今年也新增了農業管理執法來管控農村的糧食生產,並推動有關的農地復耕政策。而這些可以從維穩的費用大幅度提升觀察得出,單以2020年估算,中國的維穩經費已達2,100億美元,比2010年多一倍,並高出同年軍費7%。

 

除了強化對內部的控制外,由於網路媒體及社群的崛起,中國近年來也越來越忌憚海外流亡異議份子串聯華埠來影響當今政權。為了應對這些異議份子,各地方公安局紛紛在海外華僑社區成立辦公室,雖然名義上是協助處理僑社事務,但實際任務卻是監控海外異議份子。如以共產黨的史觀觀之,上世紀發生的辛亥革命與解放戰爭,正是因為海外華僑提供資金與人才還有協助與外國政府溝通下才得以成功,可以說現代中國的建設過程中,海外華僑功不可沒,但對現在的中共政權來說,正因為海外華僑是建國的功臣,除了是拉攏的對象外,同時也是必須提防的對象。

 

台灣必須更謹慎因應中國可能的動盪

 

雖然中國制定「反間諜法」的對象主要針對有「間諜嫌疑」的人為主,但因為「海外警察站」的出現,反而讓人質疑,中國是否會將執法的範圍向外延伸到華僑社區內?甚至是台灣?雖然國安局長在前幾天的立法院質詢中,否認台灣有發現「海外警察站」等機構,卻同時也表示,中國可能會經由第三方團體來做同樣的事。換句話說,如若台灣人或台商在中國工作經商,不想無端成為被共同富裕的對象,或者誤觸中國修訂的新法,即便這些事情可能不在台灣發生,國人還是需要特別謹慎以對。

 

此外,中國政府對內部穩定的評估,往往吾人難以從其官方的任何說法看出端倪,然而,看不到風但可以看得到樹葉在動,中國積極修法因應海內外人士的做法,甚至統整海外佈建機構來應對這些人事物,可見其對內部社會經濟環境可能造成動盪之擔憂,絕非其對外所宣稱的樂觀。尤其,許多台商因應海外客戶對供應鏈風險控管,而需投資中國以外新的生產線或撤出部分在中國產能等,這對中國經濟會有長遠的影響,這才是台灣觀察中共此一系列政策的重點之一。

 

※作者為國防大學中共軍事研究所的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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