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是一名美國性侵犯倖存者在社群媒體上講述自己經歷時，用了「MeToo」這一短語，後有哈佛大學研究提到「MeToo」之意，即是透過同理心、團結，發展出人數上的力量（敢站出來），以促使社會面對廣泛的性騷擾（性侵）問題。2017年，開始有人提到個人被性騷（性侵）經驗時，特別以#MeToo為標籤，透過正蓬勃展的社群網路平台，#MeToo一詞很快蔚為風潮，很多人也才發現，美國社會各行各業的性騷擾文化竟如此嚴重，這才又間接促成對美國來說，一場並不容易的「性別平等社會改造」。

欲論斷#MeToo扭轉美國性騷擾文化的成效，可能還太早，但過去幾年來，它確實帶來了可見的正面效應。美國皮耶研究中心曾在2022年，也就是#MeToo運動經過約莫五年後進行調查，結果顯示，有七成美國人（成年人）認為和過去五年相比，在工作場所對人性騷擾、性侵者，已更有可能要對自己的行為負責。六成的人認為，那些舉報自己被騷擾的人，也更有可能被相信和正視。就這部分，#MeToo運動確實發揮了清掃社會「有毒工作場所」的作用。

匹茲堡大學另外有過研究，發現職場性騷擾對受害者的健康，往往有持久的影響，他（她）們事後罹患憂鬱症的風險是正常人的三倍，受害後的心理症狀，多有精神衰弱、睡眠障礙、高血壓、噁心感和自尊心下降的困擾。

個人人權、身心健康受損如此，知名國際會計師事務所德勤（Deloitte）更曾針對職場性騷擾對企業的傷害進行調查，發現遭騷擾者，在身心受到傷害下，最直接就是影響工作情緒，有75%的人（當時調查對象主要是女性）表示，職場上若情緒受到干擾，確實會降低個人工作績效，其中又以性騷擾造成的個人情緒起伏最大。

2019年，美國平等就業機會委員會（EEOC）一年內就收到了超過7514起職場性騷擾投訴，光是和解金額就達6800萬美元，這一數字還不包括過程中的法律訴訟費，和企業本身的附加代價。根據德勤統計，在他們探訪200餘名性騷擾受害者後，發現那些她們所任職的公司，一年總計損失就高達26.2億美金，但一家企業為性騷擾事件付出的，通常則遠不止是財務成本。而這些帳當然是要算到加害者頭上。

自2017年美國女演員米蘭諾（Alyssa Milano）在Twitter寫下：「如果你受到性騷擾或性侵，請寫下『MeToo』，以作為對這條推文的回覆。」。很快地，她這則貼文就得到數以千計的回覆、轉貼和評論。不只同行名人相繼聲援，也直接鼓勵了許多如護士、老師、工程師、服務生、學生、母親、女兒、姐妹和妻子，自此敢於揭露個人的遭遇。後續影響所及，就是一時間數百位美國社會有權有勢的人一個個為自己的惡行被撻伐，並且丟掉工作。就這點看，被性騷擾的受害者能夠安於本業，騷擾人的加害者被從職場驅離，這才符合了基本的社會公義。但今天之前，情況往往是顛倒過來的。

這是＃Me too對美國社會騷擾文化的正面扭轉。一開始，這波運動確實如星火燎原，甚至有人一度認為＃Me too是否氣氛太過高漲，搞得「風聲鶴唳」，就像皮耶研究中心報告中提到，有46%男性表示，過去五年中，在職場性騷擾（性侵）受到社會高度關注下，已讓他們更難拿捏該如何在工作場所與女性互動，只有21%的男性覺得更容易了，有32%認為沒有太大影響。但女性部分，有46%認為在與男性互動上其實沒有太大差別，只有26%的女性認為會不知道該怎麼和男性互動。

但這不僅不是＃Me too的負面效應，反而更進一步指出了性騷擾絕大多數的受迫對象確實是女性，所以，儘管＃Me too如火如荼，有半數女性並不認為自己需要特別注意言行，卻有近半數男性擔心自己恐怕「動輒得咎」，這樣一來，問題不就在許多男性正因為＃Me too，才警覺，或說因此被提醒了，自己過去在職場上的許多慣性行為，實有「越線」之虞。就這點看，反而又可視為＃Me too運動對傳統父權情境的修正。這也是為什麼＃Me too最終再又帶出了美國社會對厭女、剝削婦女等等社會壓迫制度的反思。

＃Me too運動從起始到高峰，五年過去，交雜著激情、喧囂、懷疑、肯定、讚許、支持甚至咒罵，今天則有半數美國民眾對它表示支持。因為無論如何，它終究是推著社會往進步的方向駛去。

※作者為《上報》主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