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昨施文儀先生批評柯文哲老向年輕人推銷他的「猴子理論」，還批藍打綠，說民、國兩黨一執政就缺點敗露，正如猴子的紅屁股，坐在地上看不見，爬上了樹就會被看到，馬上就會被人民換下去。

對曾引用此一比喻的筆者而言（〈韓國瑜現象：一種「庶民變權貴」的政治野望〉，2019），不免感覺必須加以釐清：柯其實是將「比喻」強解為「理論」，而且還是錯誤引申。

錢鍾書在小說《圍城》裏是這麼說的：「事實上，一個人的缺點正像猴子的尾巴，在地面的時候，尾巴是看不見的，直到他向樹上爬，就把後部供大眾瞻仰，可是這紅臀長尾巴本來就有，並非地位爬高了的新標識。」這裏的紅屁股與長尾巴用來比喻每個人本來都有的缺點，但地位高了後不懂自省自愛，自以為官大學問大、什麼都對，絲毫不加修飾與遮掩，當然會把紅屁股與長尾巴暴露在外。甚至還引以為傲、沾沾自喜，就像那個在眾人前脫得精光，卻毫不自覺的國王。

柯文哲語言策略中的政治算計：擴大並轉移，以拖敵人下水

當然，文本可能獨立於作者的原初意圖，但那是文本自身與其脈絡所形成的歧出意義，而不是天馬行空的詮釋暴力。而柯文哲將比喻改成理論，不只擴大並轉移其運用範圍，更包含了精心政治算計。首先，這個比喻原先針對個人，而當前政局中最可能被它攻擊到的，不外就是柯。從台大醫生到首都市長，從首都市長到將問鼎大位，以飛黃騰達之快而言，哪個政治人物比他更像原來坐地，現在卻高踞樹上、得意洋洋的猴子？但一旦轉移解釋範圍，柯就擺脫困境，還能拖其他政黨下水墊高自己，民、國兩黨都是紅屁股、老屁股，那麼民眾黨、柯文哲的新政治、新屁股不就脫穎而出？

經常自誇IQ157的柯文哲怎麼可能不懂得猴子比喻的真義？他的誤用絕非無意，而是有心。這種為自身利益而任意扭曲他人言辭的行為不是第一次，他自己也坦承，把葛來儀認為「中國對於賴清德感到不安」扭曲成美國對賴清德感到不安（柯原話是「……因為她的原文裡面就是說，『美國對賴清德感到不安』，那中國一定是反對賴清德，這不用講了」。」（見〈「美國對賴清德感到不安」　柯文哲又超譯葛來儀談話〉）。

一個出身學院的前知識份子怎麼會刻意腦補、混淆是非、顛倒黑白？畢竟，學術訓練求真、求合乎邏輯，雖可以在論理上有合乎邏輯的推演，但把別人沒說的話塞進他嘴吧裏，卻已逾越知識的界限，而成為道德層面有待批判的缺失。柯文哲倒底從是從哪學來，這種學院裏不教、也不屑的把戲？

師法毛澤東：以辯證法把攻擊轉為對己有利

別忘了，柯曾表現出高度推崇毛澤東 註更多曾助柯打贏第一次台北市長選舉的前國安會副祕書長張榮豐接受訪問時表示，柯可能真的推崇毛澤東，不過是打敗國民黨的毛澤東，而非建政後發動大躍進與文革的毛。但話說回來，毛建政前大概也沒想過，自己最終會變成什麼樣子。：台大醫院辦公室裏高掛延安景象板畫，並說自己要從這裏出發打敗國民黨，還引用毛的「兩個務必」告誡團隊。而「一日雙塔」造成一時風靡，讓人聯想毛在文革初期泳渡長江後，《人民日報》隨即刊出〈跟隨毛主席在大風大浪中前進〉。至於統戰的「聯合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柯更展現的淋漓盡致。

但更重要的，柯應讀過毛的〈矛盾論〉。他說「我每次遇到任何攻擊，我們總是要化解攻擊轉為對我方有利……」。為什麼可以化解？因為對辯證法而言，正與反並對立二分，而是彼此包含對方，正反之間還會不斷過渡轉化；就像是，「生命」一開始就包含「死亡」，也必然過渡到「死亡」，「生命」的意義更須透過「死亡」才徹底彰顯。

換言之，任何存在的內部必然有「異己」（alter ego）的成份，隨時間與情勢的變動，自我與異己間的矛盾會促成展開解決矛盾的運動。比如面對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無產階級」，解決矛盾的方式是無產階級革命或社會福利政策，其極致結果則分別是共產社會與北歐式福利國家。但只要存在，就必然有矛盾，所以任何社會都只是辯證階段的過程，而不是終點。

不過柯學到的應該只是「喪事當成喜事辦」的通俗版，因為任何事之中都潛藏著對立面，稍加闡釋就能自圓其說。對不了解辯證法的人而言，自然覺得言詞犀利、言之成理，而受其吸引。再加上柯使用的語言極粗鄙而具煽動性，雖為稍有教養者不屑使用，但大量青年卻為之傾心。

但為何出身上流階級的柯言詞粗鄙？這點可參照毛澤東：毛當年是師範畢業，也算是人上人，但與黨內留蘇派鬥爭時說「教條主義不如屎，人屎可以餵狗，狗屎可以肥田，教條主義既不能餵狗，也不能肥田」；廬山會議還說「有屁放出來、有屎拉出來」。那照柯的「猴子『理論』」來看，毛不也可以有「大便『理論』」？

精神分析理論下的柯文哲：「以父之名」的變相存在

把正說成反、把黑說成白，就是為了攻擊與顛覆既存權力；而語言粗鄙則是為嘩眾取寵以爭取支持。而且用粗鄙言詞攻擊其他政治人物「虛偽」，這種「粗鄙」就似乎顯示了自己的「真誠」。當年大量青年受此吸引而投奔延安，同樣的情形也發生在柯身上。

青年之所以被柯吸引，因為他們要黑白分明，要快速簡捷，要直接了當。就像《人選之人》裏廢死團體只要求候選人連署，卻不肯傾聽對方仔細說明問題的艱鉅；現實中「綠色和平」闖入立委記者會，強求排審海保法，而無視立院程序與運作細節。但黑白間其實存在著一大片灰色地帶，忽略了灰色地帶，就只會落入簡單的二分邏輯而不斷重蹈覆轍，失去任何改善的可能。

而柯文哲表現的卻與青年完全一致：直言不諱、不甩權威、不照規定，而且搞不清楚狀況，總而言之，就是不信邪與白目。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在《圖騰與禁忌》（ Totem and Taboo ）中分析了這種對權威的挑戰：他認為權威禁止享樂且獨佔愉悅，為了得到被禁止的愉悅，必然要推翻權威。而父親既作為權威的代表，精神上的「弒父」（patricide）就無可避免。

但拉康（Jacques Lacan）認為只要我們進入語言的象徵界後，慾望就永遠不可能被滿足。因為原以為移走外在障礙後（弒父、推翻權威），就能盡情享樂：對這種可能，人們想像有一種「原初的父親」（Primal Father），他沒有任何阻礙，而能完全享樂（Father-of-enjoyment）；但反過來說，他既可以擁有完全的享樂，不就壟斷了所有的享樂，反而變成了變相的禁止？所以他雖然沒有實體的存在，卻以「父親之名」（ the Name of Father ）長存於象徵界，進而形成了一套「律則」（law）。

對青年而言，柯文哲代表的就是上述想像出的原初父親，在他身上看到，凡是過去被禁止的，一律通行無阻。問題是，這個原初的父親其實並不存在，他不只是想像，更是在權威被推翻之後，所創造出來的象徵權威。而在禁止的效用上，他絕對比實際的個人更具效力，更為永恒，也更加嚴峻……

※作者為政大東亞所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