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二年，我剛考上北大時，一位來自大城市的室友將昆德拉的《玩笑》借給我看。此前，我從未聽說過這位作家的名字，在我生活的川西平原的小縣城，無人知道昆德拉。自認為博覽群書的我忽然發現，有沒有讀過昆德拉，是都市讀書人和小縣城讀書人之間的一個重要差別。

讀完這本書，未必有多麼喜歡。或許為了填補鄉下人的自卑，我開始尋找昆德拉的其他作品。多年以後，我才知道《玩笑》的翻譯出版一波三折：一九八八年，譯者景凱旋開始翻譯《玩笑》，「《玩笑》這本書的出版本身就是一個玩笑」。昆德拉被捷克政府視為異議者，中文版《玩笑》的出版遭到捷克駐華大使館強烈反對。次年，捷克發生天鵝絨革命，哈維爾當選總統，新政府不再反對中國出版昆德拉的作品。但中國發生天安門屠殺，出版審查收緊，不允許出版這本書。直到一九九二年，《玩笑》才得以出版。

一九九○年代，於在北大求學的我而言，是「最好的時光」。但對中國而言，卻是屠殺之後的沉默、逃避、玩世不恭。二十多年後，孟衎衎在〈米蘭·昆德拉在中國的意義〉一文中，梳理昆德拉在當代中國的接受史——「昆德拉熱」興起於一九九○年代初，其對英雄概念的反諷和對意義追求的解構如同思想之鏡，投射了當時的社會風尚。當時社會瀰漫著一種政治冷談症和精神疲憊。知識界有意逃離一九八○年代理想主義，倡導「思想淡出，學術凸顯」。昆德拉標籤式的名言「人類一思索，上帝就發笑」遂風行一時。

一九九○年代最後一年，在「六四」之後宣稱「絕不在刺刀下當官」的李慎之老先生家中，我聽他目光炯炯、眉飛色舞地談論哈維爾。我寫了〈昆德拉，還是哈維吾爾〉一文，既是向昆德拉告別，也是與哈維爾擁抱——後者，才是「有時，我們要下到井裡看繁星」的中東歐精神的繼承者。

昆德拉在〈被綁架的西方或中歐的悲劇〉中，洋洋得意地用西歐代替中歐——他本人早已於一九七五年移居巴黎，於一九八一年加入法國籍；一九八六年，他第一次用「法國作家」稱呼自己，出版法語評論集《小說的藝術》。加入他國國籍、用新語言寫作，對流亡作家而言，是其自由選擇，無可厚非，但問題在於，作為法國人的昆德拉，不必居高臨下地將流亡當做逍遙，更無權將留下來的哈維爾和克里瑪們的反抗定義為「媚俗」——昆德拉的用語是「奇刻」，後來中國小資以使用該詞為時髦。

昆德拉指責《七七憲章》群體是為了「出風頭」（也有同樣的指責針對劉曉波和「○八憲章」群體）。人不能如此站著說話不腰疼。哈維爾嚴肅地反駁說：

不幸的是，我們現在生活的環境只有去冒被認為像《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中那篇請願書那種行為——不顧一切地想出風頭——的風險而行動才能得到改善。我不想冤枉昆德拉，但是我不禁感到，他的歐洲受亞洲掠奪的想法，他的精神墓地的概念，他的歷史總是被遺忘、總是會出現許多殘酷的玩笑的思想，就是認為，七○年代初期以來捷克斯洛伐克沒有發生任何變化，就是認為，所有那些請願書都永遠是那麽的無望和荒誕，就是認為，那些請願書更加清楚地說明了那些人的行為是想以毫無意義的方式來引起人們的注意而不顧一切。自然，在每一篇請願書中，甚至每一個簽名都有那麽一點昆德拉所譏笑的那種成分。所以，我就不能反對昆德拉的譏笑，特別是因為那只是在小說里譏笑。我反對他，是他看不見，或故意拒絕去看事物的另一面，事物的那些不明顯但也更充滿希望的那一面。我指的是這些事物可能具有的間接的和長遠的意義。昆德拉也許會成為他自己的懷疑主義的俘虜，因為這種懷疑主義不允許他承認冒著受人譏笑之風險而做出勇敢的行為可能更有意義。我能理解他對譏笑和淒楚的害怕，特別是考慮到他從個人的共產主義經歷中所吸取的教訓，我就更能理解他了。但是我想他的擔憂使他不能夠看到在集權制度下人的行為的神秘的兩面性。從心理學上來理解，徹底的懷疑主義是把一個人的熱情基於幻想的結果，但這也很容易走向事物的另一面並因此而隱藏了事物的更有希望的方面，或退一步說，事物的兩面性。

昆德拉在法國和中國備受歡迎，與他在俄國和東歐的流亡作家及留下來抗爭的作家群體中受到的否定形成鮮明對比。原因很簡單，法國人喜歡的東西，中國人通常都很喜歡，大部分法國知識分子與大部分中國知識分子都一樣虛無、自戀、油滑。布羅茨基曾撰文反駁說，中東歐不可能成為西歐。克里瑪認為，昆德拉致命弱點是「用來表達他的捷克經驗的方式是過於簡化的和展覽式的」。捷克文學評論家米蘭·簡曼在〈昆德拉的悖論〉中批評說，昆德拉在移民中寫的小說具有奇異的創造性的精神分裂症特點：「《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最初顯然是想描繪一個不自由的政權所毀滅的愛情的悲劇性，但結果卻成為一對情人在小小的捷克世界裡安適自在的田園牧歌。」捷克評論家容克文亦指出，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中其實是把布拉格之春的歷史輕輕帶過，給蒙混過去的正是作者本人的共產黨背景。他更認為，在一切都約化為「刻奇」的名義下，正是作者把自己在布拉格之春發生之前的一切都給遺忘及遮抺掉，而這一切剛好就是使他成為一個社會主義文化體制同謀者的一切。而米沃什的批評更為尖銳：「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其中每個人都著迷於上帝和排洩物之間的對抗。因為人排洩，所以上帝不可能存在。」他繼而指出：「昆德拉還有一點別的東西：對惡俗的癡迷、對最可恥現實的癡迷，這些東西以這種或那種形式，反復出現於二十世紀文學，這也決定了二十世紀文學潛在的無神論傾向。」對於這個棘手的問題，米沃什的回應方式是：「我一生都在準備向它發起正面進攻，用一篇論文、一首詩或一篇散文。」他以這樣一種方式來否定昆德拉：「對待存在的正確態度是尊重，因而應避免與那些借諷刺挖苦來貶低存在，同時又讚美虛無的人為伍。」

沉溺於虛無主義的昆德拉不是一個「好的流亡者」（他始終堅持認為自己只是一個普通的小說家，而非一個政治作家或流亡作家）。他從未嘗試過理解中東歐的精神內核。在其被捷克共產黨政府剝奪公民身份四十年後，捷克政府在二○一九年恢復這位九十歲的老人的捷克公民身份，捷克駐法國大使親自將公民證書送到其巴黎的公寓中。但昆德拉本人對此不置可否。他曾經說，「沒有回返的夢想」，「我攜帶了布拉格，她的味道、格調、語言、風景、文化」。他拒絕返回民主化之後的捷克共和國，跟布羅茨基拒絕返回蘇聯解體後的俄羅斯，是基於完全不同的原因。布羅茨基拒絕重返俄羅斯，是因為他認為俄羅斯並未變好，仍然是一個黑幫統治的國家；昆德拉拒絕重返捷克，是因為他無法面對一個真的變好的捷克（米沃什晚年回到真正變好的波蘭定居），而捷克能變好，正是因為他被嘲諷為「奇刻」的哈維爾等人用坐牢等巨大的犧牲爭取來的。

昆德拉是波蘭流亡作家扎加耶夫斯基筆下的那種「悲觀的大師」——「不僅不信神，而且拋棄一切高尚、崇高的事物。或者更糟，只假裝相信，進而貶低作為我們共同遺產的『人類』這一概念。」與昆德拉相反，扎加耶夫斯基發現很多「好的中東歐人」，「他們身上努力結合了深刻而樸素的信仰，強大的幽默感，以及對善良文藝的愛。在那些古老的教堂裡，我並不是獨自一人」。

昆德拉既不是中東歐人，也不是西歐人，而是不東不西的虛無主義者。他喪失了對「善」的信念，沒有固守的道德底線。他有一段幽暗的過往：捷克民間組織「極權政體研究所」的研究員哈狄雷克，通過研究解密的捷克警察檔案發現，當年只有二十一歲的昆德拉向祕密警察告密，讓同仁德沃拉切克坐了十四年牢——受害者大部分時間都在礦坑中面對極為吃重的勞力工作，這是政治犯被捕後常見的下場。昆德拉矢口否認此事，聲稱這是「對一個作家的謀殺」，他拒絕就此接受採訪，卻動員十一位世界級文豪和四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發表聯署聲明來「保衛」他。然而，受害者的一句回應意味深長：「對于昆德拉以告密者的身份出現在捷克媒體上，我們并不感到驚訝。我承認昆德拉是一個好作家，但我毫不懷疑的是，他首先是一個人。」

※作者為美籍華文作家，歷史學者，人權捍衛者。蒙古族，出身蜀國，求學北京，自2012年之後移居美國。多次入選百名最具影響力的華人知識分子名單，曾榮獲美國公民勇氣獎、亞洲出版協會最佳評論獎、北美台灣人教授協會廖述宗教授紀念獎金等。主要著作有《劉曉波傳》、《一九二七：民國之死》、《一九二七：共和崩潰》、《顛倒的民國》、《中國乃敵國也》、《今生不做中國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