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香港而言，六四事件其實塑造了整個香港政治生態，甚至社會生態，創造了一整個時代。如果要從百年後看香港歷史，我們可以很安全的說，從1989年六四事件後，到2014年雨傘革命，這整整25年，在香港歷史而言可以稱之為「後六四時代」。

六四事件以苦澀的結局告終，香港卻迎來了民主的春天，在90年代彭定康主政後，香港嘗到了議會普選的滋味，親北京的候選人在選舉中兵敗如山倒。以對抗北京代理人為主的選舉政黨群「泛民主派」興起，他們的領導者，卻是從「基本法起草委員會」中退出的司徒華與李柱銘，可說是從北京決裂出來的。

泛民主派要求香港從最高元首到議會皆全面普選，但是與此等同重要的，是在於「平反六四」與「中國民主化」，但同時亦反對任何暴力與武力。換句話說，泛民主派代表的是以和平演變的方式，達致中國民主化，算是香港版的反攻大陸宣言。即使北京的喉舌經常指責泛民主派是分裂勢力，但很明顯地，泛民主派的主流思想並不是分裂，而是期望透過由香港支援完成中國的民主化，去達致和保障香港的民主政治。換句話說，泛民主派的基礎立場，寄望建立民主中國－那個在百年前五四運動時早就流產了的德先生。

在基本法中，註明了香港政府在2017年，也就是今年，應該可以普選行政長官。 這可說是泛民主派的聖杯，如果純論普選的票數，泛民主派的候選人，應該可取得行政長官之位。 而在2020年，香港會達到行政長官與議會的完全普選，這些是泛民主派一開始看得到的終點。

這開始了泛民主派對抗親北京派，20多年來對抗的序幕。 泛民主派的主要手段，是「選舉」和「社會運動」，一些民主社會的手段，對抗的卻是基本上與民主無涉的北京政府。可是北京政府也願意和他們玩這個遊戲，同樣也只是推他們的候選人去參加香港的選舉，同時不斷加強對香港媒體的控制，並在六四議題上雙方針鋒相對。

年輕中國人對六四無感

泛民主派在90年代英治末期的普選中，取得議會大部份議席，力壓一開始不受歡迎而且不懂選舉的親北京派。在英治時期，他們有權力去通過預算與立法，但是一走進中治時期，北京首先就是透過制度，把他們這方面的權力閹割，自從九七之後，泛民主派即使在直選得利，也只有否決權，因此即使取得大部份的支持，他們也只能當反對黨，而沒有機會執政。

而這20多年互相勝負的磨練當中，親北京派慢慢的成為了選舉達人，可能北京有取得台灣相關的選舉顧問，台灣出現過的各種選舉手段，從綁樁，種票，老人院配票，等種種手段都全部都被搬到香港。再加上控制制度，使香港只有部份議席是地方直選選出來，一半議席都是以少數人投票產生的，使泛民主派在選舉中漸漸走向劣勢。

作為一個被制約的練習對手，北京從泛民主派身上學習了選舉。某程度上，泛民主派對北京而言很像疫苗。這對抗的尾聲，可說是2012年的選舉，泛民終於在制度和選舉手段的壓制下，失去了議會否決權。剩下來只能靠冗長辯論，也就是所謂的「拉布（條）」，以及社運，去維持最後的反抗。「選舉」這一條道路，在這裡已變得越來越絕望。

在同一年，梁振英上台，一改過去行政機關對於社運算是容忍的作風。 而開始強力鎮壓，利用各種過時嚴刻的法例，以及各個政府部門的權力，對於社運進行打壓，撿控，打壓，甚至粗暴對待社會運動。 過去香港溫文儒雅，官民相敬如賓的社運，在這裡也走向了瓶頸。

泛民主派的兩大板斧，在2012年敲起了喪鐘。 而且更重要的是，中國民主化幾乎是沒有任何進展，六四後的年輕一代中國人和泛民曾經想像的非常不一樣，年輕一代成長後並沒積極的追求民主自由，對於征服台灣打敗美日的帝國主義展示更高的興趣，他們可以對台灣、對藝人、對釣魚臺殺氣騰騰，六四事件卻完全不能引起他們心中甚麼激動，結果最在意的反而變成了香港人。

而在這選舉，社運與中國民主化都走向沒有出路的環境下，卻戲劇性的催生了雨傘革命，以及隨後的香港獨立風潮。 後六四時代，可以說是在這裡走向結束，下一個是怎樣的時代，現在下斷言卻太早了。

【延伸閱讀】

●今日台灣　不是明日香港

●香港六四遊行約千人參加　近9年來新低

●香港《基本法》將屆滿20年　北京：港獨勿打「高度自治」牌

●【紐時精選】美國應為香港民主發聲

【熱門影片推薦】

●大馬超紅街邊小吃　椰絲薄餅卷

●尋求香港庇護過程漫長　足球讓難民笑顏逐開

●美國種族主義者辱罵穆斯林　2名乘客解圍竟遭刺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