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大家都睜大眼睛在看,當前香港政府對黎智英的審判,是否證明香港已淪爲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廢墟」。(美聯社)
李怡去世周年的忌日才過不久,香港政府對黎智英等民主派的審判就登場了。回想起來,不免令人神傷。
這次審判,法官是根據大陸頒佈的國安法指定的。這不用說就是洋人所謂的袋鼠法庭。黎智英是香港與台灣的《蘋果日報》老闆。李怡的《九十年代》一九九八年結束後,曾給黎老闆網羅去為《蘋果日報》寫社論和編論壇版,一直到最後報紙熄燈關門爲止。
李怡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香港問題浮上臺面時,曾同勞思光、劉述先、翁松燃等香港教授成立香港前景研究社,探討未來香港的可能演變。教授們從法權排他性的角度,質疑「一個兩制」的構想在香港落實的可能性。李怡從一開頭就是悲觀的。知識人習慣於理性思考,但這恰是靠不折手段,靠鬥爭起家的共產黨人所欠缺的。
當初中共把鄧小平提出的「一國兩制」吹捧為劃時代的創舉,實際的演變就是一國壓兩制,最後是一國吞兩制。這就是《蘋果日報》在香港所見證的過程。最初中共的宣傳還吹噓這項創舉不但要在香港落實,還打算「垂範」台灣呢。
台灣民眾可還記得,香港《南華早報》(1982/4/7)曾報導,當時的民調顯示高達百分之九十三的港人希望九七之後由英國繼續統治。我們能責備他們數典忘祖,不願回到祖國懷抱嗎?
後來香港有了《基本法》,雖然這是未經香港市民認可的協商出來的特區「小憲法」,港人也還願意接納,因爲《基本法》至少還規定了九七回歸十年後就可實行普選,至少還承認《世界人權宣言》,還明文規定《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以及《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在香港特區的適用性。可是十年到期後,香港民衆的普選期待落空了。再拖到2014年,中共人大常委的「831決定」出爐後,以往的「港人治港」變成了「全面管制」。圖窮匕見,許諾成空,以知識分子和學生為主體的佔中(占領中環)運動登場,市民投身其中,高舉的紙牌上寫著「共產黨呃(訛)人」幾個大字。中共在香港的喉舌卻把為市民説話的《蘋果日報》老闆黎智英、前行政司司長陳方安生、參與《基本法》起草的李柱銘律師以及民主派領袖何俊仁,誣指為「反中亂港四大寇」。
最令港人震驚的是,當初爲了香港能順利回歸,1984年中共還同英國簽訂了《中英聯合聲明》,並送交聯合國登記。但極左路綫冒頭後,北京央視就宣稱那是一個過時的歷史文件。台灣如今還有人還主張同中共簽訂什麽《和平協議》呢。是腦子進水了嗎?
從2014年的佔中運動到2019年一兩百萬人走上街頭的的反送中示威行動,李怡是不僅是一個觀察者,而且是一個全程參與者。這段時期,正好也是中共習近平上臺後,頭腦發脹,走上極左路線的過程。中共的官媒及其香港喉舌一貫地將這些事件歸咎於「境外敵對勢力」的陰謀,但香港市民對此並不認同。前身為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的「香港民研」的民調顯示,民主派不用説,就是非民主派也只有百分之十五的受訪者認爲國際社會應該負責。可見這類指控不但欠缺説服力,只能説是一種認知的怠惰。
而「香港民研」對於國安法在香港著陸後對言論和學術自由的影響所進行的民調,香港民衆給出的答案,卻是清楚明白的。在國安法統御下的香港,對言論和學術自由有沒有限縮?港府派出警力在公立圖書館大肆掃蕩,連為小孩講解民主制度的圖畫書也不放過,更別説在暗夜移走香港大學紀念六四亡靈的雕塑品的宵小行徑了。有香港女學生在日本留學時手機上留下一些資訊,也會成爲護照被吊銷的罪名。曾以六四研究為課題,在哈佛大學教書,後來成爲香港中文大學受學生歡迎的女教授何曉清,在短期離港到美國德州大學做研究,返港入境卻簽證續簽被拒,中大校方也隨即將她解聘。這樣的情況在過去都是匪夷所思的。香港的建制派如何還能厚顔地說,香港一切如常?
箝制思想、壓制言論的結果,影響是深遠的。一連串的倒行逆施,現在終於見到「成效」了。
資訊流通是一個國際金融中心的精髓,法律是這個金融中心運作的根本保障。香港傳統的普通法系,多年來是由法院通過判例的積纍而產生法律規範所形成的。這是司法獨立的命意所在。如今港版國安法實施後,由國家權力機關監督憲法實施的體制,迅速架空了由司法機關行使憲法監督權的傳統香港普通法體制。一旦失去法律的保障,如何期待香港這個金融中心還能運作下去?所以現在大家都睜大眼睛在看,當前的審判是否證明香港已淪爲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廢墟」。
可惜李怡已逝,要不然,作爲一個媒體人,他是一定不會放過觀察這場審判的機會。
李怡生前,在接受採訪時,對台灣已建立穩定的民主制度讚不絕口。他强調這是靠好幾代人付出生命所換來的。他也提醒台灣這一代的年輕人,不要忘記前人的犧牲,並且必須保持對自由的永恆警覺。行使民主唯有經由選舉,而台灣從專制到民主,雖然轉型成功,但仍需警惕强權的壓制。這是他在談話中一再著重指出的。
英國經濟學者Dudley Seers 在他寫的《民族主義的政治經濟學》一書中,曾提出一個「施展的餘地」(room to maneuver) 的概念,也就是說,一個決策者不能不面對現實,不能一廂情願的把政策建築在虛幻的想象上。台灣這些年來,在對岸的文攻武嚇下奮力圖存,努力提升國際能見度,並不容易。在野黨的老粉紅爲求勝選而說魈話,一會兒互派軍事觀察員,一會兒兩岸一家親,荒腔走板,連對岸的國臺辦也不知所措。在共產黨從未放鬆武力威脅,兩千枚飛彈仍然瞄準台灣的情勢下,如何去一家親?怎麽親得起來呢?
目前,習近平和他那班小兄弟的極左路線當道,明明治國無方,弄得外資撤離,企業出走,青年躺平,卻還在那兒色厲内荏的放狠話,出陰招。前一陣是鳳梨釋迦石斑魚,現在又指控台灣有貿易壁壘,企圖影響台灣選舉。台灣政府也只有謹慎應對,以觀其變了。
※作者為前香港《九十年代》專欄作家,著有《最後一個租界:香港變局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