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安的問題是不知道自己不知道

最近的事情大家知道了，居留日本的前中國央視記者、網紅自媒體人王志安來到了台灣，做了一系列台灣大選的採訪和專題，然後最後在他臨走前，去了當紅訪談脫口秀節目《賀瓏夜夜秀》，激起了巨大的反響。他對台灣制度的俯視態度，對台灣選舉文化的不屑，尤其是對身障人士不分區立委候選人的不當模仿，都引起爭論。然而在引起爭論之後，他進一步發布帶有強烈情緒化的言論，暗示自己可能被台灣當局封禁，以此質疑台灣的「自由」，再次掀起波瀾。

接下來發生什麼沒人不知道，但是他在節目中和在採訪中涉及到的幾個問題我倒是可以討論一下，因為我們會發現，他對台灣的態度，基本出自於他對民主進程的不了解和無視。我想來好好的講一下道理，不奢求說動他，因為我們要知道王志安的看法和態度不是個案，他其實代表了很多人對於台灣以及大選的看法。

其中包括他批判的幾個問題：

第一，造勢活動台上的歌舞、那些煽情演講，真的是作秀嗎？

第二，這些坐遊覽車過來的組織性造勢活動，真的是過場嗎？只是為候選人服務的嗎？

第三，為什麽日本的選舉那麽冷清，沒有造勢活動？真的是因為日本的民主和文明比台灣超前嗎？

第四，一個流亡海外的前中國記者的本職工作應該是什麼？

第五，執政黨真的會阻擋他再次進入台灣嗎？

首先，要說台灣的選舉文化，那真是太花樣百出了，除了造勢活動上面的勁歌熱舞，煽情演講，還有很多。什麼掃街拜票、還有廣告看板、文宣產品…為什麽造勢活動會搞得這麽熱鬧呢？因為這個就是台灣的民主進程的特色產物啊。

我覺得一個記者要過來做台灣的選舉文化，看到了這麽難以理解的場面，首先是不是應該去找他的答案？他的起源是什麽？他的發展脈絡是什麽？而不是一來就批判。我覺得一個記者應該是這樣。

王志安看到的選舉活動，它跟台灣早期的黨外運動和街頭運動有關。台灣的政黨輪替是從2,000年開始，但是從1986年民進黨成立以後，這麽十幾二十年來，台灣經歷過很多街頭運動。民進黨從一開始不像國民黨那樣資源廣闊，他既沒有基層的組織和人脈，也沒有媒體資源。就只能靠一步一步的打人海戰術，一家一家拜票，一場一場的街頭運動、街頭演說、街頭表演，來把理念傳達給大家。現在的造勢活動，其實代表著，台灣永遠不會忘記，現在的民主選舉是他們自己通過街頭運動流血流汗爭取來的，這個是台灣的民主傳統。

再說了，民主國家選舉本來就是要親民，得讓選民開心。你除了把遊覽車老人載過來熱鬧熱鬧，遠的發個便當，近的發瓶水，人家過來了也總不能讓人家在這幹坐幾個小時吧，唱點歌跳點舞無可厚非。而且這個唱歌跳舞里面也有很多學問。這個舞台他唱的是台語歌還是國語歌比較多，他的歌手是年輕的還是老的比較多，你就可以大致看出來這一個政黨，在這個地方的選民結構是什麽樣。這些東西恰好是觀察選舉文化的非常重要的細節。

而且，組織而來的觀眾意義何在？其實現在藍綠白各個政黨都知道，選票最重要的依然是基本盤。台灣是個人情社會，政黨需要經常跟基本盤互動，才能穩固基本票，然後再去拉攏中間選民和空戰的選民。作為一個記者，如果覺得這個東西有疑慮，只要隨便採訪一個競選總部的員工，他們都會毫無保留告訴你啊。

而為什麼讓身障人士不分區立法委員上台，這是因為不分區立委和分區立委有很大的區別，他的出現，很大程度代表了這個政黨的政見和政策在關注哪一個領域，哪個弱勢群體。這個也是台灣的選舉邏輯。

台灣的選舉就是什麽都有，但是呢，有一些東西他是絕對沒有的：沒有全票通過，沒有中國式的全過程民主。

還有王志安說的候選人都要從最後走進來，一邊走一邊握手，這個像明星偶像。這怎麽會像明星呢？王志安都握到柯文哲的手了對吧？在中國的明星活動現場，你伸手碰明星，可能立馬被保安撂倒吧。中國領導人就更不用說了，100公尺開外都進不來。

那麼台灣的選舉文化需要改進的嗎？當然需要改進我問過很多人，不管是年輕的還是中年的還是老人。他們跟我反映的最大的問題，其實這些什麽唱不唱歌跳不跳舞，都是細枝末節。他們告訴我，最希望的是，選舉的時候，各個政黨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發表政見上，發表解決老百姓最關心的問題上，而不是相互抹黑。

那麼，為什麽日本的選舉看起來那麽冷清呢？王志安先生不僅要了解台灣的選舉，也應該了解一下日本的選舉。因為日本現在的民主選舉制度，是美國戰後直接移植過來的。美國直接給日本空降了一個和平憲法，保留了天皇制度，讓他們直接進入內閣制。所以某種程度上，日本的民主選舉制度，不是日本民眾通過街頭運動爭取來的，戰後的日本沒有經歷過台灣那種，權利從無到有的過程。他們從戰後一開始就有民主權利。

台灣的民主轉型有幾個重要條件：台灣退出聯合國，台美斷交，美國變成了一種軍事同盟或者說靠山，台灣需要找到新的「領先」，那就是制度；第二是蔣經國個人的抉擇，反攻無望，回天乏術，加上江南案後美國施壓，台灣如果不比中國提早進入民主轉型的話，那可能就會真的被國際拋棄了，所以他選擇了順應時代大潮，進行民主化改革；還有更重要的當然是台灣一直以來的黨外運動，一股制衡威權的力量漸成氣候；最後當然還有憲法上的邏輯自洽——結束動員戡亂，重啟憲政，一切仍然在憲法框架下，平穩過渡。這是台灣跟日本截然不同的地方。

那麼，記者的本質工作到底是什麽。王志安說過，他在中國也就算二流的記者。他這次在台灣做的這些報導，多屬於一線記者甚至實習記者做的現場採訪。那他呈現的，都是一些隨機的，缺乏樣本意義和統計學價值的，浮光掠影的現實片段。一個專業深度報道的記者如果要報導台灣大選，需要提前做大量功課，然後集中而精準地採訪，然後透過這些浮光掠影的結果，去挖掘這個社會現象背後的邏輯和結構性原因。那麼王志安來台半個月夠不夠呢？其實也夠，他如果有這個心思，在來台之前做足功課，多跑一些機構，多查閱一些資料，就不會停留在這些浮光掠影上，還以為抓到了台灣選舉的精髓。

當然，台灣的媒體也不是沒有邀請過王志安。他都沒有上，只上了一個《賀瓏夜夜秀》，他說的原因是這個節目最火。其實這個台灣的媒體邀請王志安，並不是因為對他有多麽的崇拜或者欣賞，那是因為他是一個很好的新聞題材。任何一個媒體，都不會放棄一個新聞題材。

從這一點來說，其實我們這些在海外發聲的華人都是同樣的處境。我們還敢說話，也有平台可以說話，首先要感謝的不是自己的勇氣，而是感謝別人給我們說話的自由和機遇，因為你我都在自由民主的社會裡，這是我們享受的時代紅利。並不是說我們有多大本事，人家對我們的經驗、我們的經歷很好奇，多過對我們的才能的好奇。

所以對於每一次這些發言的機會，不管是在我們自己的自媒體上，還是在自由社會的媒體上，都應該珍惜，因為這些機會能夠影響大眾對我們的判斷和評價，能夠傳播真相。我覺得我有責任把每一句話講好，不要去加深裂痕，不要去加深對立，更不應該帶著俯視的目光睥睨別人，而應該去真切的溝通。

來到了自由的土地，不能只是想要自由的發言，還要學會自由的思考。所謂的自由的思考，不僅是要打破極權獨裁過去在我們心上的枷鎖，還要打破我們自己的思維模式的枷鎖，還有固有認知的枷鎖。挑戰極權很容易，挑戰自己才是最很難的。

最後，台灣是行政中立的，不管是哪個黨執政。怎麼定性王志安在觀光簽證期間出席節目的問題，比較考驗行政部門的智慧。畢竟，這次觀選團成員發聲的形式也太多了，這條線到底怎麼劃，其實很多人在看著。我知道怎麼做都很難，但是我仍然保留著一份天真，希望就算有不同意見，大家依舊能夠好好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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