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最近掀起了是否繼續把「龍」翻譯為「dragon」的爭議。很多中國人認為：中國的「龍」和西方的「dragon」不是同一種生物，不應該這樣翻譯；還認為中國的龍是友好和善的動物，西方的dragon是一種兇殘醜陋的動物，西方國家這樣翻譯「龍」，「醜化中國人」，因為中國人是「龍的傳人」；更有人提出，這是西方故意抹黑中國人的輿論手段。他們認為「龍」應該翻譯為「loong」，還說這是英文最早對「龍」的翻譯。

筆者此前撰文分析了中文輿論界流傳的幾個謬論。第一，「龍」和「dragon」並不那麼不同，它們都沒有單一的固定形象，是一類虛構生物的集合，那些虛構生物都是蛇、蜥、鱷等爬行動物。第二，「龍」翻譯為「dragon」源遠流長，最早至少可以追溯到十三世紀馬可波羅時代，到十六世紀利瑪竇時代已成為「雙向翻譯」的標準了。第三，所謂英國最早用「loong」翻譯「龍」，完全是一個謊言。「loong」只是字典上對「龍」的「發音標注」，和「翻譯」毫不相干，而字典上對「龍」的解釋就是「dragon」。第四，「龍」和「dragon」能對應起來，中國自己至少承擔一半責任：沒有中國人的認同，西方的「dragon」在中國就不可能翻譯為「龍」。而中國這樣翻，正源於「中國式翻譯思維」和「造詞方式」。第五，中國龍並非都「友好和善」，西方龍也並非都是惡龍。

筆者希望在本文繼續探討一下。

在十二生肖中，其實翻譯值得推敲的不止龍，比如有一年是羊年，就有疑問，到底中國的「羊」是英文中的goat還是sheep。中國特別強調「龍」的翻譯錯誤，還上升到「辱華」、「醜化中國人」、「外國處心積慮抹黑中國」的高度，無疑是因為中國人現在自稱「龍的傳人」。

然而，「龍的傳人」可能只是非常現代的發明，肯定遠遠晚於把「龍」翻譯為「dragon」。

中國龍並非都「友好和善」，西方龍也並非都是惡龍。（美聯社）

古代根本沒有「龍的傳人」的概念

在早期中國文獻中，龍是一種兇殘的動物。《易經》說「龍戰於野」，龍是一種好勇鬥狠的動物。《韓非子》中說，龍有「逆鱗」，一旦碰到了，就不會放過你。漢朝的「葉公好龍」的故事，龍把葉公嚇得半死。「屠龍」、「降龍」被看成是義舉。《莊子》說「朱泙漫學屠龍於支離益」。晉朝「周處除三害」，第二害就是蛟龍。佛教中有「降龍」、「伏虎」二羅漢。這些痕跡一直延續至今，金庸武俠小說中還有「屠龍刀」，「降龍十八掌」，相反「神龍教」是個邪教。

最早的轉折點大約是，漢朝初期。中國漢朝開國皇帝劉邦說夢見自己是赤蛇的後代，斬了白蛇，最後做了皇帝。於是漢朝學者就編出《緯書》打造了一套五行學說，把史前的伏羲神農等人物，說成是物種不同德性的「龍」：伏羲氏是青龍；炎帝神農氏是赤龍；黃帝是黃龍；秦朝是白龍等等。劉邦的夢，說明劉邦是「赤龍」之子，把白龍（白蛇）斬殺，是順意天命，讓漢朝取代秦朝。

這套五行學說還有很多變種，但大致上就是為王朝替代打造理論基礎。在漢代，主要的關注點在於「五行」，即金木水火土（和對應的顏色）。龍在這裡只是一種載體，並非最關鍵的東西。於是，雖然開始有皇帝是龍的兒子的說法，但「龍」的意象還並非禁忌。於是「葉公好龍」、「周處除三害」，「降龍伏虎」還在漢朝和之後出現。

到了唐朝，中國皇帝進一步把「龍」神化。隋朝開創了「黃袍」，緊接著唐朝把龍繡在了黃袍上變成「龍袍」。同時，「龍」還廣泛地被用作圖案和雕刻，出現在諸多御器（龍床龍椅龍冠）、高級官僚服裝、飾品和建築裝飾中。皇宮、陵墓和寺廟等宏偉建築尤要加上龍，以彰顯皇權的威嚴和氣勢。經過有唐一代對「龍形象」的經營，宋朝就繼續把龍從一種「高端統治階層」的「高大上」之物，進一步集中變成皇帝和皇族專用，官員穿繡龍官服必須得到皇上特許（作為恩典）。到了元明清時期，皇家再把這些規則制度化文字化，還發明了「五爪金龍」（唐宋都是三爪），作為皇帝專用符號，把其他四爪龍，三爪龍留給官僚和民間，以防僭越。

就這樣，從唐朝開始，龍被一步步特化為「皇家專用」，只有皇帝才能稱「龍的子孫」，所以，從來沒有聽說中國普通人會把自己成為「龍的傳人」。

其實，即便到了明清，在中國民間故事中，龍也不見得形象那麼好。中國四大名著的《西遊記》以及《封神演義》之類的神話小說，龍是種很差勁的物種。比如，涇河龍王為打賭私自降雨犯天條由魏徵監斬（這樣才有唐僧取西經）。龍王三太子做壞事，哪吒三太子看不過眼，把他抽龍筋做皮帶。孫悟空大鬧東海龍宮，四海龍王都不得不把武器珍寶奉上。而且，中國傳統上「萬惡淫為首」，但偏偏說「龍性本淫」。明朝《五雜俎》有：「龍性淫，無所不交，故種獨多耳」。明朝《懷麓堂集》說的「龍生九子」，就是說龍非常濫交，和九種不同動物交配生出不同後代。

由以上種種中國古代民間對龍的態度，試問，如果龍是古代中國大眾的圖騰，那麼百姓喜聞樂見的民間神話和民間傳說怎麼會如此貶低龍呢？

中國人（特別是漢人）變成「龍的傳人」，經歷了三個近現代構建事件。

第一個事件：晚清的黃龍旗。

晚清時期，清朝把黃龍旗作為「國旗」。本來，在滿清，黃龍是皇帝的象徵。「黃龍旗」上面那條龍，就是皇帝所屬的鑲黃旗（以及掌控的正黃旗）上面畫的那條龍。這本來反映了清朝「朕則國家」的專制帝國思想。但由於成為「國旗」，又正好發生在民族主義開始勃興之際，於是這算是第一次把「龍」和「中國」（其實嚴格說來是清國）聯繫在一起，成為一種文化符號。當然，這個因素可能對後來的影響並不大，只能說是「建立了最初的聯繫」罷了。

第二個事件：民國時期，聞一多的「龍圖騰」理論。

二十世紀初年，西方的人類學中的「圖騰學說」傳入中國。中國學者當年處於引入西方學說研究中國問題，或曰「本土化」的階段。於是受圖騰學說影響，中國不少學者也先設定，相信中國人（祖先）也有「圖騰」，再從典籍和考古中尋找「中國的圖騰是什麼」？筆者自己倒是傾向認為，漢人根本沒有那種以動物祖先崇拜的圖騰文化。

早年這些中國學者的研究是相對粗糙主觀的，主要就是根據考古和典籍中出現的某種動物，就認為這種動物就是中國人的「圖騰」。不出意外，各種理論非常多，不少動物都被認為是中國人的圖騰。在這些早期的圖騰研究中，龍只是十幾種圖騰之一，沒有特別顯著的地位。

把圖騰「定於一尊」為龍，還「出圈」的，是民國時期的詩人（兼學者）聞一多。他在1942年寫了一篇文章叫《伏羲考》，構建打造了中國「龍圖騰」理論。

當時的圖騰學者都在學術界，影響力沒有出圈。聞一多剛好相反，本身是個著名詩人，還是社會活動家，卻偏偏不是什麼正宗的學者；是到了中年之後（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之後）才開始研究中國古典文學。即便是開始了研究的生涯，他也最多算是一個「文學學者」，在民族、人類學和圖騰等領域都缺乏專業訓練。在這些領域他自稱學者，就正如現在某些文學家自稱「歷史學者」的那樣。

聞一多提出的「龍圖騰」理論有三大缺陷。第一，政治功利性很強，因為聞一多開宗明義是要「團結救國」，「有共同的來源，民族意識才能產生」，所以才必須定於一尊，找一種圖騰（即龍）作為「立國的象徵」。第二，論證很粗糙，激情多於邏輯，感染力多於論證，關鍵地方都邏輯都基於「假設」。這方面詳細可以參考中國學者施愛東的《中國龍的發明》一書。第三，即便忽略其論證邏輯粗糙，他實際上得出的結論，把龍或蛇作為圖騰的民族也不是什麼「諸夏」，而是主要是兩個非漢民族：苗族和百越族。聞一多的「三段論」不外乎：苗族和百越把蛇作為圖騰，苗族和百越都是中國人，所以中國人就把龍作為圖騰。這完全反映了其「所有民族是一個」的主觀願望。

聞一多的設想中，自己的龍圖騰理論是和「醒獅」、「東亞病夫」等一道，要成為塑造民族主義的符號。但事與願違，這個理論在學界中遭冷淡。雖然由於聞一多的「跨界」，以致有了「出圈」影響力。可以，短短兩年後，聞一多又寫了一篇文章斥責龍為「窮凶極惡而詭計多端的蛇」，等於自己拆了這個符號（根據《中國龍的發明》所言，是要否定蔣介石的《中國的命運》於是故意唱對台戲）。更重要的是，中國共產黨反對「封建迷信」，於是建政後什麼「圖騰」說通通式微了。所以實際上，聞一多的「龍圖騰」理論是1980年代「龍的傳人」勃興之後，才重新被挖出來奉為經典的。

第三，1980年代歌曲《龍的傳人》

「龍的傳人」的說法是1970年代末，中國改革開放之後，在「構建大中華」的運動中，才重新建立起來。關鍵事件就是台灣歌手侯德健創作的歌曲《龍的傳人》的流行。歌曲經過台灣歌手李建復，香港歌手張明敏、關正傑等的人傳唱，紅遍台灣、香港和中國大陸。「龍的傳人」於是深入民心。

這個「構建大中華」的過程，展開的話又可以寫一整本書，限於篇幅只能打住。無論如何，直到這時，聞一多最初所夢想的心願，把龍作為中國人的「圖騰」，讓中國人成為「龍的傳人」，這時才大功告成。

總之，「龍的傳人」並非「自古以來」就有的，而是非常現代的中國民族主義構建的產物。它在1970-80年代和「陳真」、「大俠霍元甲」、「我的中國心」等民族主義符號一道在中國建立起來。這比起上一批在二十世紀上半葉建立的民族主義符號，諸如「中華民族」、「睡獅」、（反向符號）「東亞病夫」等要晚得多。

由此可見，把早在13世紀就已出現的，把「龍」翻譯為「dragon」的實踐，絕非什麼「西方要醜化中國人」的工具。

※作者為旅美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