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0日，財政部在立法院就「金融兵推」議題回應，若發生戰爭是否可能加稅？部長莊翠雲表示加稅或加費都有可能，就此引起各界對於「戰爭稅」議題的重視。隔日，行政院發言人林子倫表示「並非事實」，但是國安局長蔡明彥在立法院回應，政府對於各種緊急狀況均有準備，尊重相關部會權責。由於國防事務屬於總統職權，「戰爭稅」的議題實難以由行政院或國安局的職權妥善回應，但是議題提出後受到公共議題的正視，卻也反映兩岸問題的現實壓力與日俱增。

面對中國可能對台灣採取強硬作為，美國對於「戴維斯窗口」（Davidson Window）的反應似乎比台灣更為急切。在我國公開討論「戰爭稅」議題之際，美國現任印太司令阿基里諾（John Aquilino）也於3月20日的眾議院聽證會表示，中國將於2027侵台，美國媒體引用多位美國學者意見，呼籲台灣面臨可能必須與中國一戰的現實。媒體引用傳統基金會研究員韋勒茲-格林（Alex Velez-Green）的說法，再次提起前美國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維森（Phillip Davidson）上將於2021年在國會聽證會的意見「2027年具備攻台能力」。在媒體和學界的催化下，使得「戰爭稅」作為公共政策的議題，更添增即視感，同時我們也更需要省思，「戰爭稅」能否解決台灣安全的燃眉之急。

「戰爭税」的發展脈絡

「戰爭稅」的本質是指國家為籌措戰爭經費的專項稅賦，在古代執行的形式不一定是金額，也可以是勞役。東漢末年曹操與劉備對峙漢中時，劉備的屬下楊洪指出「方今之事，男子當戰，女子當運，發兵何疑。」西方國家在面臨戰爭時，也曾因為戰爭而有徵稅需求，14世紀的三級會議（États généraux）便是法國國王用於增加新稅和其他階層溝通的平台，神聖羅馬帝國所屬的自由帝國城市（Freie und Reichsstädte），也是由於皇帝需錢孔急，城市自行以借款或稅賦取得自主的政治權利，

西伐利亞體系下的「戰爭稅」，最早出現於1870年代西班牙的卡洛斯戰爭（Guerras Carlistas），是以郵資或郵票的形式課徵印花稅，收入專用於軍事支出，隨後在1897至1898年的古巴戰爭和美西戰爭期間，西班牙也同樣發行戰爭印花稅的郵票以因應軍事費用。反方的美國則是以電信（報）費用中附加消費稅作為「戰爭稅」，但是受限於消費者和電信業者的消極抵制。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國家與國家之間的戰爭提升至總體戰的層次，戰爭的形式也更為殘酷，「戰爭稅」成為各國額外支付軍事費用的手段，英國仿效西班牙的作法，並且擴大至其殖民地與自治領內施行，加拿大與澳洲也都隨之頒布「戰爭稅」相關的法案，也都是以郵票的印花稅形式問世，面額不超過當時的10美分水準。

1939年9月，納粹德國入侵波蘭後，當時還未加入二次大戰的美國發行年利率3.33%的「國防債券」，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對年收入超過20萬美金者額外課稅。1973年的中東危機時期，海灣國家巴林也發行過面額5費爾（Fils）的戰爭稅，相當於當地的銅板面額。在20世紀之前，「戰爭稅」課徵的原則大多以印花稅的形式呈現，若採取直接課稅則是以富裕階層和高消費行為為主體，盡可能的避免影響多數人民的生活。

礙於國力的巨大差異與生存存亡在即，烏克蘭自2014年開始不分群體的課徵個人收入1.5%的「戰爭稅」。（美聯社）

「俄烏戰爭」的戰爭稅

礙於國力的巨大差異與生存存亡在即，烏克蘭自2014年開始不分群體的課徵個人收入1.5%的「戰爭稅」，2022年2月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更是增加至4.5%，間接造成烏克蘭國內資金與企業的出走，財政無法支持公共服務的維持，只能仰賴西方國家的援助維持政府機能運作。

俄國方面由於具備天然氣收入，因此主要以財政規劃支持戰爭的運作，今年俄國總統大選後才預計推行的「戰爭稅」，則是效法美國鎖定高收入階層，以年收入100萬盧布（約1.1萬美元）為基準，依照累進稅率徵收2-5%，企業的課徵範圍從20%提升到25%。

無論是烏克蘭或是俄國的模式，台灣都未必能採行，前者需要有西方國家的資源能跨越水域順利進入，後者則需要有厚實的天然資源。「戰爭稅」別無選擇的「只能瞄準富裕階級」，卻又可能引發資金出走。

「戰爭稅」的哲學基礎與合法性

「戰爭稅」作為國家權力的展現，涉及政治哲學與法哲學的廣泛討論，且不一定能得到有堅實的哲學基礎。最能從哲學上給予支持的是16世紀文藝復興時期的馬基維利，以及19世紀於普魯士發展的法哲學，其中以謝林（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von Schelling）和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等人為代表，由於普魯士建軍經武，邁向成長的過程，國家的客觀精神（Objective Spirit）來自於道德和法律的辯證，並且成為德意志民族的統一提供理論基礎，為社會與權利的關係提供合理的論述。

從自由主義的政治哲學來看，「戰爭稅」是一種政府合法的掠奪行為，左派的無政府主義者則是不認同「戰爭稅」的合法性，認為是資產階級藉由戰爭為名發起剝削。知名的英國學者洛克在《政府論》提出，政府的權威來自於被統治者的認可，而不是所謂的君權神授，公民是權利的持有者。19 世紀的法國國民議會議員巴斯蒂夏（Claude-Frédéric Bastiat）認為，國家唯一的合法職能是保護個人的生命、自由和財產，但是經由稅收便可行使各種形式的合法掠奪。

美國學者休默（Michael Huemer）進一步闡述，認為財產的合法所有權應該基於他所謂的「自然財產權」，而不是由國家法律確定的權利，因此強制徵稅侵犯個人的財產自由。奧地利經濟學派學者羅斯巴德 (Murray Rothbard) 提倡的自我所有權（self-ownership）認為，每個人都不能先行侵略其他任何人，徵稅就是盜竊，因此抗稅是合法的，因此沒有人需要誠實填寫所得稅申報表，他同時認為徵兵是一種奴役制度，而戰爭則是屠殺行為。

即使部分學派並不認同「戰爭稅」，不代表不具備徵收的社會契約基礎，只要以民主與法治允許人們發展自由財產，並且將財富再分配給公共使用，形成稅收的公正網路。反過來說，「戰爭稅」的爭議來自於稅收的體制是否民主、稅收能否符合公平正義的精神，並且能促進社會的再發展，更極端的論述則認為，如果因爭議而抗稅，也是一種公民不服從的形式。

台灣現實境遇的省思

回顧台灣面臨的現實境遇，稅收和國家政策未必能展現強烈的生存意志，預算能否實現社會的再投資與公平正義也值得商榷。如果採取黑格爾式的法哲學，台灣應當投入於有助國家生存的半導體、軍事工業與關鍵基礎設施產業，而非是昂貴且難以維持的公共建設。

例如：以台南捷運規劃324億的預算規模比較，潛艦國造的計劃經費約為493億，近三年空軍地勤補保費用也短缺約300億，後兩筆科目攸關於領空與領海防衛，同時也能襄助國內航空航太產業的發展，牽涉全國的生存，何者能夠兼顧國家安全與發展的再投資已不言而喻。

從自由主義的維度來看，既然徵稅不可避免，政府應該增進未能完善的合法職能：國家生存、保護個人生命和財產。近年稅收超徵現象已甚為普遍，2023全年稅收超徵3,671億元，創下史上第三高，卻用於發行消費卷，忽略更多優先度更高的任務。例如：資通電軍的理想未能實現，四年之後回到原點，是由於思維與資源皆無法追上軍事事務革新的需求，而今在「戰爭稅」之外還有電費調漲。在軍事領域之外，教育與社會安全網等領域同樣考驗著公民的成熟度，但是若以台灣價值為生存優先考量，孰輕孰重可想而知。

2027年的「戴維斯窗口」即使不會準時發生，台灣生存問題的迫切性依舊未能解決，中國的目標是從未改變的。以德法兩國為例，面對俄國的壓力也需要至少五年的準備，台灣的軍事能力與工業基礎能應當不足與兩國並論，若不能從國家政策的優先順序展現生存意志，更難讓盟邦有協助的理由。倘若民意認為非必要公共工程的投資遠高於安全，作為整體社會契約認同的意象，政府便得思考其他非軍事的手段謀求生存與和平的空間，才能確保捷運、高鐵、甚至是地方創生的文化成果不會淪為一時的火花。

爭取時間並非懦弱的表現，但是沒有不願付出代價而爭取到的生存。拿破崙戰爭期間的普魯士喪失國土將近三分之二，最終以戰勝國之姿奠定統一德意志的基礎；普法戰爭後的法國付出兩個省和五十億法朗，卻是爭取到第三共和的生存與發展，最終在一次世界大戰勝出。如果相信民主制度優勢，採取意識與文明形式的後現代競爭途徑，將集中資源與台灣的科技強項，在談判的過程中以拖待變，也未嘗不是一種生存方式。

如果社會最終選擇付出的是「智商稅」，優先於滿足民粹需求，還不如課徵「教育稅」培養高等教育的國際人才，或是建立國際級的開放學術環境。取捨順序辦大事，小國發展更忌分散資源。

※作者為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候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