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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征程中國外交」 考驗王毅老班底如何走出新路

湯名暉 2024年04月02日 07:00:00
兩會結束後的3月17日,中國外交部門旋即迅速出擊,王毅先後出訪紐西蘭與澳洲,試圖以「經濟全球化」鬆動AUKUS在南海議題的共同立場。(美聯社)

兩會結束後的3月17日,中國外交部門旋即迅速出擊,王毅先後出訪紐西蘭與澳洲,試圖以「經濟全球化」鬆動AUKUS在南海議題的共同立場。(美聯社)

受到俄烏戰爭的影響,2023年中國的對外工作進展有限,基本上未能改變與美國和歐洲國家之間的地緣政治矛盾,反而因為與俄國之間的經貿關係更為密切,無法被歐洲國家認為是有誠意的斡旋者。8月份的金磚會議之後,「全球南方」的議程備受全球矚目,中國雖有「一帶一路」的基礎,仍舊難以整合印度和部分拉丁美洲國家的立場。內部因素方面,由於當時的外長秦剛失蹤,導致短時間的工作空窗,並且造成3月份提出的「新征程對外工作」面臨停頓,原先指示的戰狼降溫未能持續貫徹,直至王毅回鍋後才讓外交工作重上軌道,但仍無法未能挽回持續下滑的大國關係。

 

回應外交挑戰

 

面對陷入俄烏戰爭的地緣政治陷阱,美中之間的地緣矛盾造成關係難以修復,美國更在印太地區建立起層層架構的盟邦網路,成為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最嚴峻的外部挑戰。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關係也未見緩和,2023年菲律賓新總統小斐迪南·馬可仕(Ferdinand Romualdez Marcos Jr.)上任後,中國頻頻於南海議題施壓菲律賓,但是美國與各個盟邦紛紛對菲律賓給予支持,甚至連以往與中國友好的澳洲也加強在北領地的遠程打擊能力。中國陷入俄烏戰爭的地緣政治陷阱,牽動各國對中國的疑慮,使得中國不得不提出新的外交工作方略。

 

面對近年中國外交工作面臨的挑戰,中共內部也並非沒有壓力,時隔五年半未曾召開的「中央外事工作會議」,終於在2023年12月27日啟動,會中提出「新征程對外工作」的戰略頂層設計。兩會召開前的3月7號,王毅在對外記者會上提出的論點也沿自於此,主要包括「實現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極化」和「普惠包容的經濟全球化」,並且強調對於「全球南方」的重視。3月13日,中國外交部黨委發佈「新征程中國外交的科學指引」,最終明確兩會期間的決議,以「新征程」之名開啟中國的外交工作的新局。

 

「世界多極化」與「經濟全球化」

 

「新征程中國外交」的主軸是「一條主線」和「兩個倡導」,前者是政治正確的「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後者是「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極化」和「普惠包容的經濟全球化」。「經濟全球化」與「世界多極化」之間呈現辯證關係,彼此互為訴求也是目的。為回應美中貿易戰和脫鉤帶來的問題,中國推動「經濟全球化」是為化解來自西方的壓力,其本質上仍是以市場為誘因,吸引外資進入中國,克服西方國家轉向印度和東協各國投資,化解自身投資不足和內需萎縮造成的問題。

 

開展「經濟全球化」的工作,同時也是為推動「世界多極化」,特別是對歐洲國家持續釋出開放市場的態度,但是在俄烏戰爭的影響下成效有限。2月份的歐洲議會外交安全報告指出「台灣與中國互不隸屬」,近期準副總統蕭美琴訪歐受到各國好評,甚至不排除在提升中歐國家實質外交關係的可能。雖然法國提出的「戰略自主」與中國的立場最為相近,但是法國卻也是對俄國態度最為強硬的國家之一,在攸關歐洲生存的俄烏戰爭的立場上,歐洲國家與中國有著根本的矛盾。

 

兩會後迅速出擊卻成果有效

 

兩會結束後的3月17日,中國外交部門旋即迅速出擊,王毅先後出訪紐西蘭與澳洲,並在訪澳後不久便取消高額的葡萄酒進口關稅,試圖以「經濟全球化」鬆動AUKUS成員國在南海議題的共同立場。3月27日,習近平在北京會見美國企業界和戰略學術界代表,其中包括提出「修習底德陷阱」的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創始院長艾利森(Graham Tillett Allison) 以及黑石集團董事長蘇世民(Stephen A. Schwarzman)。這兩個單位過往曾協助培養中國的青年學者,但真實的氛圍如習近平在活動所表示,「美中關係回不到過去,但能夠有更好的未來」。

 

即將舉辦的博鰲論壇同樣有美國菁英參與,董事名單有著小布希時期的前商務部長古鐵雷斯(Carlos Miguel Gutiérrez),對於美中關係改善的幫助也是相當有限。檢視今年參與博鰲論壇的政治領袖,雖然大多來自「全球南方」,卻未能邀集「金磚集團」的印度、巴西與南非參與。相比2010年代的參與者背景不分東西,是當時舉足輕重的全球性對話平台,「經濟全球化」與「世界多極化」所面對的挑戰相當現實,「新征程中國外交」得從十年前重新走起。

 

由於美中之間的矛盾來自於先天的地緣格局,並非是一時的人際關係的工作能解,依照斯皮克曼(Nicholas John Spykman)的理論,國家地理位置決定其安全問題,邊緣地帶的國家與心臟地帶的國家的結合,將使得美國必需擔任平衡者,肯楠(George Frost Kennan)與布理辛斯基(Zbigniew Kazimierz Brzeziński)以降,今日的攻勢現實主義學派也大致承襲此一原則。除非中國與俄國成功的據有心臟地帶與東亞邊緣地帶,並且建構有別西方文明的全球價值,但這需要爭取更多「全球南方」(Global South)成員的理解。

 

若是要寄希望於「全球南方」,中國現今的經濟實力也不如以往,提倡的全球發展模式也在各地面臨調整與挑戰。3月份破產的斯里蘭卡在總理古納瓦德納(Dinesh Gunawardena)訪中後,未能降低借貸款價值,僅能爭取延長還款年限和調整還款利率。其他與中國長期友好的國家也出現微妙的變化,2023年中國在非洲各國的貸款降到歷年最低,有「巴鐵」之稱的巴基斯坦出現對中國企業發動的恐怖攻擊,甚至曾受中國資助的葉門「胡賽武裝組織」(Houthi movement)也對中國船隻發起攻擊。

 

理想雖然豐滿,但是中國外交的「新征程」仍是挑戰重重,考驗著王毅的老班底如何走出新路子。

 

※作者為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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