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身臺中的前世代作家熟悉日治時代臺中的光榮歲月，以追憶方式企圖重構臺中文化城的光輝傳統，至於戰後來臺的中國作家，則有截然不同的成長背景與歷史記憶，齊邦媛是一個絕佳的例子。

長期致力將臺灣文學推向國際的齊邦媛教授（1924-2024），出身中國東北遼寧省，曾在臺中生活多年。她在1947年10月來臺，擔任臺大助教，1948年10月與武漢大學學長羅裕昌結婚，羅裕昌當時任職於臺灣鐵路局，1950年6月由於丈夫調任鐵路局臺中電務段長，夫妻遷居臺中市復興路25號的鐵路局宿舍，一直到1967年丈夫調任鐵路局臺北總管理處為止，在臺中生活長達17年。

她在2009年出版的自傳《巨流河》，對這段在臺中的生活曾有詳細的描述，包括丈夫參與鐵路建設的盡心盡力，全家住在復興路鐵路局日式宿舍的甘苦回憶，三個兒子在臺中國小就讀，1953年起她在臺中一中擔任英文教師，1956年夏天考取傅爾布萊特「交換教員」獎金赴美國研習英語教學一年，1957年春天返臺之後繼續在臺中一中任教，曾任臺中長的林柏榕、出身豐原的中研院院士廖一久，都是她的學生。1958年秋天，轉到省立農學院（中興大學）任教，同時在遷徙到臺中霧峰北溝（霧峰區吉峰里）的故宮博物院兼職英文秘書，擔任文書翻譯並在外國政要參訪時擔任口語翻譯。1961年，開始在靜宜女子文理學院教美國文學、在東海大學外文系教翻譯，講授美國文學，鍾玲、孫康宜是當年在東海教過的學生。1967年因丈夫調職，全家搬回臺北，她也同時赴美進修。1969年春天，她結束進修，隨即返國擔任中興大學新成立的外文系系主任，每週往返臺北、臺中兩地，搭火車通勤長達三年半，持續到1972年夏天辭去中興大學教授職返回臺北。依此算來，她在臺中的時間，定居加通勤將近20年之久。

《巨流河》書中關於在臺中生活的回憶，有以下幾個重點，其一，詳述其丈夫羅裕昌全心投入臺灣鐵路現代化工程的盡責與艱辛。其二，她個人在臺中一中、中興大學、靜宜學院、東海大學等校任教的經驗，尤其是臺中一中教英文的認真投入，與興大外文系創系之初的努力，以及與各校學生的深刻情誼。其三，她兼職故宮博物院英文秘書的特殊經驗，曾接待過伊朗國王巴勒維、泰國國王、外交部長葉公超、學者胡適等人，拓展她的國際觀與知識視野。

齊邦媛的臺中經驗，與臺中近百年來的社會與文化發展有密切連結。其一，丈夫羅裕昌是鐵路局高階工程師，對臺灣鐵路現代化貢獻卓著，而他們全家搬來臺中的原因是丈夫主動請調臺中，這件事充分彰顯臺中居於臺灣西部鐵路交通樞紐的特殊地位。日治時期1908年西部縱貫鐵路全線通車，在臺中公園舉行盛大慶典，並留下今名為「湖心亭」的象徵性的建築；而羅裕昌則對一九六○至一九七○年代臺灣鐵路現代化奉獻心力，這兩件鐵路發展史上的大事都與臺中的地理位置有所關聯。

其二，齊邦媛在臺中擔任專任教職的兩所學校，臺中一中的創校歷史與臺灣近代史有深刻連結，被認定是臺灣民族運動的先聲；中興大學是日治時期的農林學校，戰後改制為省立農學院，最後升格為臺中唯一的國立綜合大學，她是外文首任系主任，見證臺灣培育高等教育國際化人才的歷程。至於靜宜學院、東海大學在臺中的設校，根據巫永福的回憶文章可知，都是五○年代為了強化臺中作為「文化城」的實質內涵，經過多方奔走，才爭取到這兩所來自美國教會系統的大學在臺中創立，顯見臺中在臺灣近現代教育史與人才培育上，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

其三，故宮博物院遷徙來臺時，最先將文物臨時置放在臺中糖廠，從1950到1965年，曾暫時在霧峰北溝新建的山邊庫房存放，長達15年。1957年3月，故宮博物院在霧峰北溝的文物陳列室落成開幕，齊邦媛兼職該院秘書，正是在落成後的次年。而他的外文專長，對臺灣當時從事文化外交有相當助益。

長達20年的臺中生活經驗，無疑已成為齊邦媛一生難以磨滅的印記，其個人經驗與戰後臺灣的教育發展、交通建設、社會變遷已無法分割。在談到臺中一中的創校精神時，他引校園內矗立的創校紀念碑的文字，強調：「我第一次走進台中一中的大門，就看到那座創校紀念碑，五年間多次讀碑上文字都深受感動。」書中接著引述碑文片段內容之後，寫道：「這樣值得驕傲的立校精神，令我極為尊敬，在那裡執教五年，成為可敬傳統的一分子，也令我感到光榮。」談到當時與同事徐蕙芳老師，利用晚上一起準備學生的英文補充講義，她的描寫相當感性動人：

在台中十七年，家庭生活之外，最早躍入我記憶的常常是放在走廊盡頭的小書桌；用一條深紅色的氈子掛在房楹隔著臥房，燈罩壓得低低的小檯燈，燈光中我們兩個人做題目寫鋼板的情景，既辛酸又浪漫。……自台中一中教書開始，一生在台灣為人處世處處都有俯首在那小書桌上課鋼板的精神。

在個人過往生活的追憶中，透過「兩人齊心，夜間工作」形象生動的情境描繪，以小見大，呈現在艱困年代對教育工作的執著，更隱含人生態度的自我表述。本書另一處，她描述孩子為了留住喜歡的客人，總是將客人的鞋子藏到樹洞裡，讓他們走不了。結尾她更以感性之筆寫道：「台中其實是我和孩子們擁有童年回憶的故鄉，我自己的童年幾乎沒有可拴住記憶的美好之地」 。

她對臺中的感情，可另舉書中一例以見。1967年他在美國進修期間，短暫在印第安那州的「樹林中的瑪麗亞學院」教書，她目睹校園中蘋果園中蘋果掉落滿地的興奮，她立即聯想起：

我台中家前院一棵龍眼樹，每年結實時，鄰里小孩用長竹竿劈了鉗形頭，越牆摘取，我的孩子追出去時，一哄而散，大家都很興奮，成了每年初秋慶典一樣。

出身中國東北的齊邦媛，在臺中定居多年後，因遠赴美國進修的偶然所見，立即聯想起臺中住家每年初秋隔鄰小孩偷摘龍眼的情景，所謂「日久他鄉做故鄉」，呈現的是外省族群在臺灣落地生根之後深刻的情感認同。1972年夏天她從中興大學辭職，她如此描述告別臺中的心境：

告別中興大學也就是告別了我的前半生，在台中生活十七年，生活儉樸，卻人情溫暖。我親眼看著國立中興大學的牌子掛上門口，取代了農學院的牌子，看見原是大片空著的校園蓋出了許多大樓。……那些年，深山僻野，上山下海真是走了不少地方，認識了真正的臺灣，驗證了高等教育在台灣「十年生聚」的紮根力量和熱情。

這段引文，再度將個人經驗與教育發展與時代變遷做了巧妙的連結。臺中在他的書中代表的意義，不只是個人生命經驗的重要一段，也是外省籍知識菁英為臺灣這塊土地奉獻半生的寫照。

※廖振富為國立臺灣文學館前館長，現任中興大學臺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兼任特聘教授，本文標題為編者所加。廖振富著作《老派文青的文學浪漫》一書，另收錄有〈汗與淚交織的心靈故鄉：齊邦媛的台中深情記憶〉一文，為改寫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