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用宏觀的歷史視角去審視中國的話，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現代中國就像是當前的朝代。宣稱繼承正統中國地位的共產黨，也很愛用在那土地上各個朝代的歷史人物、傳說與史料來作為官宣材料，來鼓催一種中國長遠留存的民族意識並善用歷史來鞏固權力正當性。中國在制度上與思想上無法其歷史根源切割，不管權力集中在少數人還是一人身上，基本上人民能置喙的領域有限。相較於還權於民，民眾反而更期待官派的長官是個如同連續劇中的歷史人物一樣的愛民清官，能否有好生活一切都看待上頭因各種因素發派的父母官將這分職位當成油水庫、直升機踏板還是將改善人民生活為己任的職責，民眾就是聽天由命，這個天就是位於北京的權力中心。

回顧中國每每改朝換代之際，不外乎國弱並且中央權力出現鬆動。在對中央權力絕對控制的前提下，換一個朝廷都需要發生全國性的戰爭，除了是反動者認為當前統治正當性不足以外，該國家如果也沒有其他制度讓極權者下台的話，革命與鬥爭都是最直接的方式。民眾此時也只能被動選擇結果，或主動加入革命。簡單來說就是暴力推翻，然後繼承上個朝代的道統與法統。不過要更換政權都要動搖國本，且上位者的決定常常也對該國家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姑且不論中國的政權怎麼更迭，鞏固權力絕對是重中之重。中國各朝在權力的競逐上需要人民的力量，在掌權後也害怕這股力量，共產黨領導的權力集團亦是如此。

中國共產黨在中國有絕對的合法統治地位，在列寧式政黨的統治結構下，權力結構層層分疊並組織嚴謹。能夠控制黨的機器，就能控制整個中國。同時他們也堅信有自己的民主--「中國特色的民主」，但這套遊戲規則與其說是黨內民主不如說是小圈子做主，由黨中央的權力核心集體領導並相互牽制。就算是把近代共產黨中國劃分成五代的集體領導集體，每一代都會有個帶領著整個世代的最高領導者，他們的指導思想影響著那個世代的中國。如同過去有些皇帝在位期間一樣，後世都會給這段期間的評論冠上一個史稱。共產領導與過去皇帝代代相傳的相似處在於必須姓黨，且乘著紅色血液代代相傳。當然權力是無法量化平分的，所以都會有個領頭的最高領導人。在這權力集團之中，能將黨政軍都控制在手上的才能成為在位期間之高無上的領導人。要如何維持住權力都是政治上的先決條件。因此，就算在某代領導在位期間做了許多失敗的政策，再多的後續平反也不能去撼動過去的統治正當性。

從過去至今，西方民主思維並沒有植入中國的DNA內，對於共產黨而言，還權於民等於是將降低自己權力的正當性。如中共新聞網中標題為〈中國式民主的文化基因〉文章所提到不同於西方民主，中國式民主需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結合中華文化，符合中國歷史文化的中國式民主。其實就是利用過去一朝天下思想的模式，重新包裝上市。相較於民主國家對於國家政策與路線能依照投票方式來決定政權的更換，中國都須等到中南海內部鬥爭結束後，才公諸於世。在這之前，外界只能研究和預測，中國人民只能等待新主產生。人民被動接受上層領導國家路線，如同過去各朝人民一樣，期待一個明君領導。黨代表著人民；黨領導人民；黨會造福人民。再加上經歷土改、文革以及改革開放後的中國人民，對於所謂民主思想可謂陌生。經由中共上而下治理與列寧式政黨控制國家的政體本身跟民主相悖，加上經濟的成長也給了執政的正當性，現在的中國人民有需要訴求民主改革嗎?

在共產黨替人民作主的前提下，中國經歷過許多劇烈變化。對中國內部來說，人民期望的不是體制的變革。雖然共產黨常常將過去的中國稱之為「舊社會」、「舊中國」，過去幾千年來的社會為「封建社會」。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中共讓人民當家作主並且站起來了。過去西方世界也曾經認為改革開放後的中國，自由民主會在專制體系中打出一個小洞，隨著時間慢慢崩解。但事實證明經濟成長與網路的使用，到現在都是中共穩固政權正當性跟維權的工具。尤其做為銜接在晚清民初後的下個朝代，過去的百年恥辱與國家的積弱都是共產黨希望人民時時刻刻記住慘痛記憶。只有強而有力的中共政府，才能維護中國的尊嚴，重現國威。

但過去曾經有一位中共領導集團的主要領導人之一的胡耀邦，時常把民主思想與科學掛在嘴邊，認為這是中國未來的出路。在他過逝後引發一系列訴求民主運動而爆發天安門事件。這位黨內少數自由派路線的領導人，曾經喚起人民短暫訴求民主的火花。集體領導也是為了確立共產政權的延續與穩定性，自由化等於是將權力讓渡給廣大的中國人民，作為第二代最高領導人的鄧小平以及其他高層也將此視為危害。因此胡耀邦也成為了中共必須小心處理的過去，在思想上與史料中也是如此。

我們無法猜得民主對於中國是否是良藥，且鐵腕安邦也一直深植於中國的思想中。胡耀邦下台施勢的主因眾多，但是如同當時集體領導團體對於胡耀邦〝危險〞的自由路線做出制衡，必須避免他在外部無法影響權力鐵塊中，由內部敲出一個裂痕。中國的命運都注定被上層給決定。為了穩固政權的延續，在後毛時代所建立的集體統治與規範化的繼承制度都是維權的要件。而現今的穩固政權延續的繼承制度已經被習近平給破壞後，中國也逐漸導向過去毛時代的個人專制體制。在沒有制衡力量的前提下，明君當然可以將國家帶入鼎盛時期，但個人判斷的錯誤就可能將整個國家帶入萬劫不復的深淵，畢竟統治者想的與人民想的勢必有落差，人民也只能被動地接受。

對於現階段中美兩強爭霸局勢下，台灣常常被視為安全危機的引爆點。但相較於受民意與外部力量牽制的台灣總統。現在中國的最高領導人能否將國家安全與國族復興上做出明確的區分以及判斷，我們無法得知。但是必須強調的一點，台海風險的引爆器並非台灣，而是內部無制衡力量的中國。習近平一個人的決定可能影響中國的未來，這與中國過去的歷史也是如此相似，是否會開闢下個太平盛世或是百年國恥又全部交付極權者手上。體制內改革的風險遠低於外部力量的改變與由下而上的革命，中國是否能擺脫百年國恥並非重點，現代中國應該擺脫過去專制體制所帶來的風險與天朝思維。

在朝代一脈相承下，中共未來可能還是有無數個習近平，且攤開漫長的中國史，他也只是歷史上其中一位專制統治者。如同中國網路流行用語，〝我命由我不由天〞，這對中國人民來說相當諷刺。在中共現行體制下再出現一個胡耀邦之前，中國能否避免專制者獨斷導致國家動盪，目前則極需外部力量的牽制。在不發生中國歷史改朝換代的暴力推翻的前提，中國未來是否能迎來專制體制的終結。就目前在中共專政下機會勢相當渺茫。

※作者為民間智庫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