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第五個現代化何去何從

為了鞏固執政黨的權威，鄧小平在毛澤東動亂年代之後的一項當務之急，就是要讓中共想清楚如何藉由經濟表現成績來營造民意正當性。從1983到1988年，中國經濟年平均成長率達到11.5%，比1978年之後的改革初期還快。1980年代，中國經濟成長動力來自工業發展；農業部門停滯不前，但工業部門一飛沖天。從1978到1983年的改革第一階段，中國工業產值平均每年成長8%；從1983到1988年的5年之間，年成長率逼近18%。雖然當時的中國遠遠還不是富裕國家，但許多民眾已經富裕起來，他們認同鄧小平的領導與中共在中國卓越發展歷程中扮演的角色。

我們已在發展亞洲其他地區看到，社會發展與經濟發展會讓人民產生新的期望、政府面對新的要求。本書也指出，發展會催生出要求更高的民眾。這是一種弔詭：發展會孕育不滿。中國也不例外，大規模經濟改革並沒有伴隨著同等脫胎換骨的政治改革，意謂民眾缺少一個政治的減壓閥來表達不滿，中國也沒有任何場域可以處理這些不滿。從改革時期起步伊始，批判的聲音不時浮現，公然挑戰中共的正當性。

1978年，中國政治倡議者魏京生鼓吹「第五個現代化」，發起民主牆運動，要求民主改革。倡議人士希望參與國家的政治運作，抗議行動體認中國人民在毛澤東時期受盡苦難、人民對文革深懷不滿、文革帶來的大規模破壞，因此得到民意支持。民主牆運動還有一點吸引抗議者：它要求中共持續負起責任，確保1950與1960年代的悲劇從此不再發生。

同一年，中共政權鎮壓民主牆運動，一如各方預期。1980年代初期，政治抗議事件此起彼落，然而中共政權很容易就能應付。抗議通常是地方性事件，地點也遠離政治權力中樞北京。當時中共剛走出毛澤東時代的混亂，不得民心，政治上積弱不振，組織上千瘡百孔，並不具備政治條件來讓步容許政治改革。事實上，中共如果在當時讓步，恐怕會立即覆亡，一如隨後發生在許多共產主義國家的狀況。

壓力升高，政權削弱

幾年之後的1986年，反政權抗議行動在中共內部引發更深層的焦慮。那年十二月，中國學生再度走上街頭，抗議威權政權（86學潮）。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教授、同時也是共產黨員的方勵之成為運動領導人，公開譴責黨領導階層道德敗壞、貪腐橫行。他指出中國欠缺民主是中共的失敗，也是中國現代化未完成的使命。

方勵之批評中共政權所謂的代議機構只是極權主義的櫥窗擺飾，從最高層到最底層，從橡皮圖章的全國人大到操控內定的鄉鎮選舉都是如此。他質疑黨的自我改革到底有何成效，質疑黨內的法治與體制是否真的已經取代毛澤東年代的個人政治。在許多方面，方勵之與其戰友都是公開挑戰中共。

儘管中共經常要面對示威抗議，但86學潮讓政權格外困擾，原因不一而足，其中自然包括學潮引發全國關注。政府試圖壓制媒體報導，然而紙包不住火。學生在社會上的支持者愈來愈多，對政權的不滿持續延燒。到了1986年，政治改革不再只是紙上談兵，不再只是知識階層自家的辯論，而是許多人追求的真實改革議題。那年十二月，中國各大城市爆發反政權示威抗議，十二月二十日在上海來到最高點，3萬名學生與成千上萬名地方示威者走上街頭，要求進行政治改革。

1986年的示威抗議顯示，中共政權面臨深刻的正當性挑戰。中國經濟在1980年代初期快速成長，但也出現讓人憂心的結構性問題徵兆。推行市場改革，尤其是市場競爭，助長了經濟的不確定性，企業破產比比皆是，失業率上升，勞工收入下降。工業部門的薪資成長在1986年之後停滯不前；與此同時，愈來愈多新的工業資本與信貸湧入經濟體—年平均成長率在1984年之後高達25%—推升了通貨膨脹率。1985年的通膨率逼近12%，遠比前幾年的略高於2%來得嚴重。食物的消費者物價激增23%，讓工廠工人生活捉襟見肘。

中國政府多年來全力推動工業發展，相較之下，農業經濟的發展在1980年代中期大幅放緩，而當時中國絕大部分勞工仍以農為業。農業生產力低迷不振，當局不重視進行投資與引進新技術，導致鄉村地區基礎設施每況愈下。拙劣的規畫造成有灌溉的可耕地減少。雪上加霜的是，多年期合同取代年度配額之後，政府保證收購數量縮減。農作物的收購價格也下滑，因為政府陷入財政困境。根據報導，政府有時甚至以借據代替現金給付農民。結果就是從1985到1988年，農村收入不見成長，這對通膨效應火上澆油。中國經濟蓬勃發展，但農民並沒有受惠。

1980年代中期的中國經濟，儘管試圖擺脫計畫經濟束縛，還是開始嘗到伴隨經濟改革的苦果。1984年加速進行的改革引進了新的市場機制，但是並沒有廢除或改革國家計畫機制。因此中共在1980年代中期的自由化改革，其實是由許多妥協拼湊而成，甚至包含相互衝突的政策。舉例而言，信貸非常充裕，為工業化注入強心針，但是也助長了通膨。另一個例子是政府實施物價管制，但是沒有財政能力來比照收入進行調整，結果傷害了原本就比較貧窮的農民與國有企業勞工。

中國的改革計畫在設計上企圖左右逢源，兼顧中共黨內的自由派與審慎派，因此未能處理許多涉及市場化的深層結構挑戰，推進所謂的艱難改革。中國1980年代中期的改革對於艱難改革議題以拖待變，不僅缺乏政治意志來扛起困難的經濟改革，也缺乏行政能力來應對改革遭到的阻撓。想要推動困難的改革，必須由強大的國家體制來主導整個過程。然而經歷了毛澤東及其反官僚體制信徒數十年的操控與胡作非為，當時的中國後遺症尚未消退，缺乏貫徹始終的能力。

中國的國家體制積弱不振。市場化改革有賴於去中央化，讓中央國家機器釋出權力。省政府與地方政府獲得更多權力，能夠擬定切合自身的經濟成長策略。舉例來說，對於制定收購目標與價格、引導工業投資、培養新的工業與產業部門、與外國投資人合作建立合資企業，運用管制權力的是省政府而非中央政府。還有一點相當重要，省政府可以收取賦稅與其他收益來挹注自家財政，而不是中央國庫。省與地方層級的發展型國家取代了國家層級的發展型國家。結果就是從1978年開始，中央政府占財政收益的比例大幅下降，十年間從相當於國民生產毛額（GNP）的35%減為20%。

後來中央政府必須向地方政府與省政府借貸，導致國家財政赤字日益惡化。一直要到1990年代中期，中央政府才對賦稅體系做了改革。在那之前，中國的國家體制相當衰弱，沒有行政能力與財政能力來帶領改革歷程，跨越1980年代中期的阻礙關卡。中國與日本、臺灣、南韓不同，沒有一套強大的發展型官僚體系來穩定大局，撐過政治與經濟改革的風暴與難關。

雪上加霜的是，通膨壓力高漲加上收入成長停滯，讓社會經濟不平等更加嚴重。中共政權矢言要打造一個社會主義經濟體，但是1980年代的經濟成長無法嘉惠大部分人民。經濟問題動搖了社會的團結性。「八大件」（彩色電視、電冰箱、摩托車等炫耀性消費者商品）等消費風潮凸顯了鄧小平時代的社會不平等，與毛澤東式社會主義的共同過苦日子形成鮮明對比。共產黨幹部與企業家的貪腐日益猖獗，在投機取巧歪風盛行的沿海城市與經濟特區，情況尤其嚴重。貪腐狀況惡化也擴大了貧富階層的分歧，進一步動搖中共原本就脆弱的正當性。

換言之，中國漂亮的經濟成長無法遮掩經濟與社會的暗潮洶湧，中國仍然必須進行困難的改革。僅只是堆砌經濟成長數字並無法壓制與安撫日益高漲的反政權示威抗議浪潮。1980年代中期，中共政權與人民的發展約定——以經濟發展承諾換取政治服從——開始崩解，距離這項約定的建立也才短短幾年。知識分子、學生、工人與一般民眾將不滿情緒的矛頭對準中共。政權面臨的壓力水漲船高，政治體系完全沒有減壓閥，情勢一觸即發。

1986年十二月學潮的動盪持續到1987年一月，絲毫不見緩和跡象。中共政權忍無可忍，決定終結動亂。黨內強硬派集結，祭出嚴厲的威權主義手段，鐵腕鎮壓86學潮。方勵之被大學解除教職，被中共開除黨籍。中共政權強制驅離天安門廣場與其他地方聚集的學生。

鎮壓街頭示威者還不夠，有問題的中共黨員也必須付出代價。1987年一月，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被迫辭職，他的自由派改革者名聲讓強硬派把他當成代罪羔羊。胡耀邦的失勢也對民主運動人士傳達明確訊號：中共不會容忍政治改革的要求。後來中共推選趙紫陽代理總書記，但他與胡耀邦淵源甚深，強硬派對他另眼相看，批鬥他只是遲早的事。

隔一年的1988年，中國經濟情勢非常困難，幾年前出現的挑戰如今全面爆發。受到天氣因素與收成欠佳拖累，穀物生產持續衰退，人民開始捱餓。國家降低糧食收購價格，農民收入隨之滑落。勞資衝突愈來愈頻繁，各個工業部門的工人都面臨失業威脅與薪資削減，貧富差距持續擴大。中國社會日益階層化，沿著地區與地區、城市與鄉村、勞工與新興專業人士和中產階級劃分。那年中國的通膨率衝破20%，勞工薪資與鄉村農戶收入卻減少，大部分民眾都日子難過。那年夏天，中國消費者拚命囤積日常用品，生活必需品通膨壓力高漲。在國際市場上，中國的出口欲振乏力，出現貿易逆差，外商直接投資也低於政府目標。

對中共政權而言，最具爆炸性的是一份報告：1987年有多達15萬名共產黨員因為貪腐而受到調查與懲處，另有2萬5千名涉貪人士獲得赦免。如果說1987年的社會、經濟與政治挑戰是1989年事件的近因，是引爆天安門廣場示威抗議的導火線，那麼對於中共貪腐惡形惡狀的揭露就是點燃導火線的火柴。

天安門廣場大屠殺

1989年初，中國學生發起示威抗議，要求政治改革。4月15日，前中共領導人胡耀邦病逝，示威抗議進一步升溫。民主運動人士推崇胡耀邦是一位自由派改革者；諷刺的是，中共把他當成1987年學潮的代罪羔羊，反而凸顯了他的進步形象。胡耀邦的病逝鼓動了全中國各地的示威學生，中共間接塑造出一位民主烈士。學生聚在天安門廣場悼念胡耀邦，要求中共政權展開政治改革。

1989年春天，學生在廣場上進行和平示威。他們要求與中共領導人會談，中共的反應大多是置之不理。學生領袖少數幾回見到中共幹部時，他們碰了一鼻子灰，各項要求當場遭到悍然拒絕。5月，學生發動絕食抗議，得到來自全國的同情與支持。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前往廣場，向學生表明他感同身受。趙紫陽的黨內同志認為此舉是對黨的背叛，偏離了黨對於政治改革日趨強硬的立場。儘管趙紫陽是讓中國走上發展之路的重要推手，但1989年5月底遭到中共整肅，從此軟禁在家。

胡耀邦與趙紫陽的垮臺不僅顯示中共的霹靂手段，也顯示它欠缺正式的體制來處理與緩解內部政治衝突。儘管鄧小平試圖在文革結束後鞏固整個黨，但是中共的統治與治理主要仍是透過非正式機制。黨領導人如何操作黨務、動員黨內支持，特質是不確定性，不是例行化的正規做法。鄧小平努力建立體制來打造更為集體化、更能形成共識的決策風格，然而一遇到危機就分崩離析。值得注意的是，中共雖然建政近四十年，卻還是沒有一套領導人繼位的正規程序。1980年代的鄧小平在黨內與政府擔任的並非正式領導職位（譯注：鄧小平在1980年代擔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軍委主席等要職），他的非正式身分「最高領導人」卻讓他擁有龐大的政治權力。

中共缺乏組織韌性的問題造成重大影響，導致黨在1989年的危機中深陷分裂。1987年胡耀邦被當成政治代罪羔羊之後，中共的自由派改革者與強硬派開始壁壘分明。來到1989年春天，黨內分裂已無可彌縫；面對日益升高的政治挑戰，黨訴諸舊日的內部衝突處理方式：整肅清算、開除黨籍。中共無法團結一致，只能把黨內鬥爭攤在陽光下，公開犧牲掉民意支持但違背黨意的領導人。天安門廣場鎮壓之後的中共內部會議紀錄顯示，中共領導人將1989年「暴亂」歸咎於黨內領導階層的不團結；黨內深刻的分裂反映了中共的虛弱體質。中共自己也承認，它不是一個團結一致的政黨。

1989年5月中旬，天安門廣場與周邊地區據估計聚集了一百萬人。運動的影響遍及全國，鼓動了學生、勞工與支持學生的一般民眾。示威者公開叫陣，要求鄧小平辭職，不再擔任最高領導人。在中共黨內，以國務總理李鵬為首的強硬派集結起來，主張以決斷、暴力的手段終結天安門廣場示威。自由派與強硬派徹底決裂、無可挽回，雙方只能孤注一擲。此時，妥協已無可能。最後鄧小平支持李鵬的鎮壓計畫，強硬派在黨內鬥爭勝出。5月20日，中共政權宣布實施戒嚴，解放軍很快就包圍廣場。

儘管軍方磨刀霍霍，但部隊一時間無法驅散示威者。接下來的一個星期左右，北京街頭陷入混亂失序，中共政權面臨更嚴重的不穩定，也是它最恐懼的狀況。6月初，解放軍與示威者對峙的壓力升高到臨界點。關注北京情勢發展的外國官員擔憂，中共政權已經沒有什麼選項；中共自身也有同樣的結論。悲劇終於爆發，從6月3日夜間到6月4日上午，中共下令解放軍官兵進入廣場，對示威學生開火，史稱「天安門大屠殺」。

※本文摘自《從經濟發展到民主：現代亞洲轉型之路的不同面貌》／春山出版／作者丹．史萊特（Dan Slater）研究專長為民主與獨裁的政治與歷史，特別專注於東南亞地區。曾任教於芝加哥大學政治系及社會系，擔任該校國際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主任，目前為密西根大學政治系教授，此外亦擔任幾個國際組織的顧問，例如自由之家、經合組織與世界銀行／黃一莊（Joseph Wong）為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政治系教授暨國際副校長，曾任該校亞洲研究中心主任，研究興趣涵蓋比較公共政策與政治經濟學，對亞洲民主轉型有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