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久以來，我們一直希望在中國有穩固的存在。」教廷國務卿帕洛林（Pietro Parolin）接著說，「即使一開始不是宗座代表或聖座使館的形式，還是可以深化我們的接觸。」

梵蒂岡想要一間辦公室

梵蒂岡與北京在2018年簽署為期兩年的主教任命臨時協議，分別在2020年和2022年續約，在今年10月到期前，5月20和21日在米蘭和羅馬舉辦兩場「上海教務會議百年紀念大會」為再次續約營造氣氛。帕洛林對於續約樂觀其成，並坦率流露對於在中國設立辦公室的渴望。

教廷公使在1951年被中共驅逐出境後，梵蒂岡念念不忘要「重返神州」。歷經數十年的努力，梵、中在2018年簽署協議時，被視為教廷外交「第二管道」的天主教聖艾智德團體（Comunità di Sant’Egidio）就建議，應有一名梵蒂岡代表常駐北京，協助徵詢調查合適的主教人選。帕洛林去年受訪時也說：「教廷在中國開設一個常設聯絡處極為有益，這不僅有助於與當局對話，也協助中國教會內部和解、邁向正常化發展。」

然而，直到今年4月，多位熟悉中梵關係的專家向筆者表示，中共無意商討這個議題，「連『不』也沒說，而是徹底忽略。」其中一名專家說。

梵蒂岡希望在中國開設辦公室並非新聞，但帕洛林日前的發言，讓長期觀察梵中互動的專家都嗅到特殊氛圍。「或許中國開始改變主意了，」第一位訪問教宗方濟各談論中國議題的漢學家郗士（Francesco Sisci）接著解釋，北京長期漠視這個議題，但這一次帕洛林發言後，很快有中國媒體跟進報導，中國外交部發言人也沒有否認。

北京啟動外交的齒輪

教宗方濟各在2013年上任後，對中國積極展開攻勢，終於敲開一道門縫，許多人解讀北京與梵蒂岡互動是為了奪取台灣在歐洲的最後一個邦交國。出乎意料的是，雙方重啟對話後，北京在多輪會晤中從未提及台灣問題，即使在2022年裴洛西訪台掀起兩岸軒然大波，教廷以為中共會在見面時打出台灣牌，但依舊不動聲色。

停擺多時的齒輪很可能慢慢重新啟動了。專業外交官出身的帕洛林向來字句斟酌，他一再明言希望設置辦公室，說明這是教廷目前的首要目標，還提及可能方案與彈性作法，顯示雙方有合作的跡象。

不過，梵蒂岡與中國建交仍是漫漫長路。梵中關係還涉及中國內部宗教的「靈魂之爭」，在中共唯物主義與習近平的集權專制下，部分專家認為，中共難以突破心防接受教廷大使在境內探訪教徒，施展應有的權限。

與中國經驗類似的越南在1975年與教廷斷絕往來，1990年代雙方重新接觸，但直到了2011年才有非常駐的宗座代表巡視，在2023年底才有第一位常駐宗座代表。佔總人口不到百分之一的天主教徒在中國更加勢單力薄，而北京以大國自居，不願穿越南模式「小鞋」，經常要求更多讓步。但為了打擊台灣完成「民族復興的中國夢」，敢於冒險的習近平可能豪賭梵蒂岡牌，尤其年邁的教宗方濟各展現難得的善意與開放。

設置辦公室的齒輪卡在中國，如今開始轉動，顯示中國的態度逐漸鬆動。郗士說，「在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對新任總統的就職演說表達不滿後，再給台北一點警訊，讓新政府知道，中共握有許多為難台灣的工具，與梵蒂岡的外交只是其中之一，而且僅僅是開始。」

對台灣「維持現狀」

面對梵蒂岡希望在中國設立辦公室的發展，台灣外交部一如往常，表示台梵邦誼深厚，並提到教宗方濟各指派教廷駐菲律賓大使布朗總主教（Archbishop Charles John Brown）擔任特使，參加賴清德的總統就職典禮。環境部政務次長施文真也在5月中出席教廷宗座科學院的「從氣候危機到氣候韌性」國際研討會，並獲教宗接見。

梵蒂岡一邊對台灣「維持現狀」繼續往來，一邊則與北京「同道偕行」（Synodality），延伸普世教會共融、共議的精神，希望彼此聆聽一起往前邁步，化解雙方歧異和歷史恩怨。天主教在歐洲開枝散葉後，隨著西方列強抵達中國時，沾染了殖民主義色彩，梵蒂岡記取教訓，願意依民情風俗推動在地化。然而，習近平鼓吹的宗教中國化，恐怕淪為「中共化」。

中共更擔心天主教徒愛教，就忘了愛國。「服從教宗無礙於愛國，甚至更能激發愛國心。」帕洛林在研討會上引述一百年前負責籌辦上海教務會議的總主教剛恆毅（Celso Costantini）的話。剛恆毅是中國與教廷建交前的第一任宗座代表，雖不屬於外交體系，但他為中國天主教的在地化奠下根基，1926年，教宗庇護十一世親自在梵蒂岡的聖伯多祿大殿祝聖首批六位中國籍主教。

事隔百年，教廷仍為中國的主教問題費盡心思，手無寸鐵的蕞爾小國與強悍的北京政權貼身博弈，身段靈活見招拆招，絞盡腦汁安排活動，翻箱倒櫃找出歷史淵源鋪陳對話之道。台灣也需要外交智慧，在地緣政治的風尖浪頭找到安身立命之處。

※作者為羅馬Sapienza大學社會學博士，教育部公費留學生，曾任中央社駐義記者，現為獨立記者。翻譯《銳實力製造機：中國在台灣、香港、印太地區的影響力操作與中心邊陲拉鋸戰》（2022，左岸文化）。個人網頁《地中海豔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