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3月18日晚間，數百名群眾聚集在台灣最高立法機關立法院外，以紀念「太陽花學運」十週年。十年前，差不多人數的學生及社運人士闖進立法院並佔領將近一個月。他們的抗爭源於國民黨政府與北京簽署兩岸服務貿易協定，其批准程序也並不透明。

示威者認為服貿會在經濟上將台灣緊密整合進中國，並可能導致大量中國投資主宰佔台灣GDP超過七成的服務業。他們擔心經濟上的依賴會危及台灣得來不易的民主及主權，加速北京達成兩岸統一的終極目標。

太陽花學運得到台灣社會廣大支持，吸引了最多五十萬人參與。它成功地讓服貿胎死腹中，推動了兩岸協議監督條例的提案。過去十年該監督條例遲沒有通過，立法僵局有效阻擋了台灣與中國之間任何協議的提案得以通過。

太陽花學運是台灣政治及國際事務的分水嶺。在國內，它預示了重大的政治變動。力挺學運且反對台灣與中國統一的民主進步黨連續三次在總統大選中擊敗支持統一的中國國民黨。這樣的變動也反映在不斷強化的台灣人認同。自學運爆發以來，已有超過六成民眾自認為只是台灣人。

此外，太陽花學運也催生了健全的公民參與。無論是加入政黨或公民社會團體，乃至參與公共討論，民眾都更積極參與政治。

在更大的國際脈絡下，太陽花學運標示著台灣在大多數國家都還在強化對中國的經濟連結時，就已經開始對中國採取戰略性的經濟去風險化。學運也與其他重大的全球事件同時發生，例如烏克蘭的尊嚴革命以及香港的雨傘革命，使其進入了更大的全球反威權擴張敘事當中。

然而台灣內部民眾隨著個人背景及政治觀點的不同，對太陽花學運的觀感也有所差異。許多觀察者認為學運象徵著台灣政治生態的關鍵性轉變，而這樣的轉變大大有利於民進黨。許多著名的學運參與者也將學運作為從社會運動轉入政界的跳板。新興政黨如時代力量及台灣民眾黨號稱繼承了學運的精神，希望獲得對傳統藍綠政治光譜幻滅的獨立選民的支持。

對太陽花學運的各種詮釋可以被理解為某種「記憶戰爭」。這場戰爭從學運爆發之初就持續至今。有些人徹底否定學運的貢獻，有些學運支持者則為了推動其政治議程而形塑自身敘事。有些人認為學運是一場避免台灣落入中國勢力的聖戰，有些人卻認為學運主要是反對兩岸協議立法過程中的程序問題。他們認為學運本質上不是一場反中或支持獨立的運動，而是要求更多的透明度及遵守民主程序。

從未散去的論述

太陽花學運的第一場「記憶戰爭」與抗爭本身同時展開。抗爭者認為學運是阻止台灣與中國快速經濟整合，並避免中國加強控制重要且必要的介入手段。相對而言，國民黨政府及北京將抗爭視為暴力、不合法、並且會危及台灣的經濟繁榮。

在太陽花學運期間，中國國營媒體批評佔領台灣立法院的作為，稱之為「毫無理性」、「對民粹的政治利用」，並警告台灣若不採取對外開放的經濟政策，其經濟必然受害。北京更稱服貿無法通過「對台灣經濟、產業發展和民眾利益的增進，確實是重大挫折和缺憾」。

時任台灣總統的馬英九曾表示，抗爭恐傷害台灣的國際信用、造成兩岸關係緊張，並會阻礙台灣貿易自由化的工作。2024年國民黨副總統候選人趙少康呼應了馬英九的想法，表示太陽花學運讓「台灣經濟越來越差，服務業越來越衰弱」。

學運領袖之一的林飛帆對此予以反駁，稱過去十年「台灣的經濟走向國際，國際社會支持台灣」。民進黨也以香港為誡，指該座城市在與中國進一步整合後經濟遭遇困難。民進黨主張，台灣的未來在與全球接軌，而不是與中國經濟整合。

與太陽花學運相關的第二類爭議涉及針對學運領袖及知名參與者的道德控訴。針對學運期間及後續爭議言行的指控常被用來證明「太陽花們」的道德敗壞及不具可信度。例如國民黨立法委員徐巧芯列舉涉及刑事案件及醜聞，乃至政治生涯不順的學生領袖，指「太陽花世代」已被被選民淘汰。

第三種論述關乎太陽花學運與民進黨的關係。民進黨在2014年是台灣的主要在野黨，在2016年重返執政。學運號稱無黨無派，以避免被指控為政治鬥爭的一環。民進黨當時雖然支持學運，卻也試著與學運小心保持距離。這種做法是為了避免學運被過度政治化，反而模糊了抗爭者的訴求。

然而太陽花學運當時即被指控為是由阻擋服貿未果的民進黨所挑起。批評者認為民進黨利用抗爭者作為挑戰國民黨的政治工具。該論述在幾位學運領袖成為民進黨要角後更加廣為流傳。例如林飛帆曾受任為民進黨的副秘書長，賴品妤也曾被提名並當選為民進黨立委。這兩位都曾被控利用學運作為個人政治前途的墊腳石，背叛了一度支持他們的年輕選民。

政治化的太陽花學運

太陽花學運落幕後，對學運歷史定位的評價以及學運是否真達成訴求的討論不勝枚舉。一些學運的主要參與者聲稱學運取得了部份勝利，指學運成功擋下了服貿，也提升了兩岸協議的監督力道。林飛帆認為台灣之所以享受經濟繁榮及政治自由，就是因為避免了與中國進一步經濟整合。

然而針對太陽花學運未竟之功的批評者仍所在多有。前台北市長及民眾黨主席柯文哲作為學運的著名參與者，質疑民進黨在八年執政後仍無法通過兩岸協議監督條例此一學運主要訴求。

年輕世代作為學運支持者主力，其憂慮也在加深。國民黨立委林沛祥指出，改善福利制度等當年青年關心的問題並未獲得處理，兩岸緊張關係卻不斷升高。呂建德等學者則認為，學運落幕後仍持續存在的經濟挑戰，使得青年世代轉向民粹主義。

最後一種論述探究誰是學運理想的「叛徒」此一爭議。該爭議高度政治化，特別是在堅定支持學運的民進黨以及柯文哲與立委黃國昌等民眾黨籍學運要角之間。有些學運領袖批評柯文哲與黃國昌為求政治利益而轉向支持通過服貿，並提倡與北京靠攏等等背離太陽花學運精神的立場。

但柯文哲認為太陽花學運不反服貿，而是對程序問題的回應，尤其針對簽署兩岸協議的「黑箱」不透明過程。黃國昌也指控民進黨忽視通過兩岸協議監督條例此一學運真正訴求，才是學運真正的叛徒。

結論

太陽花學運十週年並未標誌著學運這件歷史重大事件相關爭辯的終結。民進黨起初似乎是學運的最大受惠者，在2014及2016年選戰中戰勝了國民黨。但自此之後，民進黨只能試圖在2020及2024年總統大選保持相對優勢，在野黨則在地方層級選舉重獲支持。

過去十年間，關於太陽花學運的後續效應，其爭辯內涵仍持續在變化中，已遠遠跳脫支持或反對服貿的二元選擇。年輕世代一度被認定為是太陽花學運的當然支持者，如今卻逐漸對學運訴求感到質疑甚至冷漠。對Z世代而言，學運可能更像是課本中提到的歷史事件，而不是一段有感的體驗。

無論是1979年的美麗島事件及1990年的野百合學運，這些台灣民主化過程中的指標性事件都催生了一代又一代的領袖及社會運動者，為實踐自身理想在台灣政界及公民社會扮演關鍵角色。面對永無止盡的記憶戰爭，太陽花學運的參與者肩負重大使命，要為捍衛學運訴求不被扭曲或遺忘而指明方向。

※ 本文刊於5月1日《外交家》（The Diplomat）雜誌「The ‘Memory War’ Over Taiwan’s Sunflower Movement」（連結）。作者為美國台灣觀測站共同創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