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院6月初甫召開人審會，並決議通過一批調升最高法院的法官、庭長人事案，檢視決議調遷名單，筆者聯想起有位資深法官友人曾對筆者說過的話：「讓你「司法烏龍檔案」點名痛批過的法官，似乎都會升官！」，法官友人這句話有點戲謔，但其真意當然不是所有升官的都是被筆者痛批過，不過，筆者確實發現有幾位法官的調遷（升），讓筆者不禁拍案驚奇。

這樣裁判品質的法官能升任最高法院庭長？

例如，有位法官Ｌ君24年前因一份判決書附件都模糊不清了，竟然也能採為論罪依據，最高法院當年的襄閱庭長紀俊乾發現，即將判決書拿給司法院長翁岳生看，並說：「這位Ｌ法官有依法提示、調查、辯論這份附表證據嗎？」，或許正因為如此，這位Ｌ法官在翁岳生任內始終未能調升最高法院，迄96年間，翁岳生卸任了，才獲調升最高法院辦事，事隔17年，Ｌ法官多年媳婦熬成婆，歷經邵燕玲、吳燦等數位庭長嚴格「調教」，從調辦事法官、法官（100年6月通過實任）、資深法官、審判長之後，終於獲司法院首肯升任庭長，這就是最高法院論資排輩升庭長的典型案例。

這位Ｌ法官能否勝任庭長之繁劇？筆者認為，有待觀察（這也是筆者姑隱其名的原因），畢竟，經過10多年的最高法院歷練，他的審判功力或許已經大增，判決品質再無疑慮，其判決不會再激發嚴重物議及後遺症（例如，10多年前輕判三歲女童遭性侵案及今年3月逕判原住民王光祿非常上訴案無罪定讞），也未可知。

二審不要，司法院「塞」給三審

再如，有位調最高法院辦事法官Ｚ君，這次獲得「扶正」，也讓筆者十分驚訝，且十分憂心。這位來自高雄的Ｚ法官，在調高雄高分院辦事2年（即二專生）之後，調金門高分院法官，任滿，原要回任高雄高分院，但時任雄分院長劉令祺以「無缺」為由婉拒─不止無「庭長缺」，甚至連「法官缺」都沒有！據司法內部人的說法，Ｚ法官的裁判品質在高雄是「有口皆碑」的，後來，因金門高分院院長吳三龍（現任司法院秘書長）推荐，說Ｚ法官裁判不錯，司法院才於6年前將Ｚ法官調最高法院辦事，然而，當時最高法院資深法官及庭長對Ｚ法官的裁判品質也是「知根知底」的，反對的聲浪也不小，可惜，最近10年來，最高法院庭長對於院內法官、庭長人事案的「話語權」，已經幾近於零了，反對當然無效，司法院仍然將Ｚ法官「塞」給最高法院了。

Ｚ法官在最高法院6年期間，他所擬的裁判書草稿，可說讓歷任庭長（或審判長）苦不堪言，改不勝改，又不敢逕將顯然堪慮的裁判草稿送合議庭評議，唯恐一不小心，通過評議問題就大了，因此，只要一有機會都想將Ｚ法官「釋出」。

可是，6年來，兩度調辦事期滿，即使在一片反對留任聲中，最高法院都無法將Ｚ法官「回任」二審。首先，是3年前，當時的高雄高分院院長莊秋桃與高本院院長李彦文均婉謝拒收，同樣是連「法官缺」都沒有！如今，6年期滿，高院院長高金枝及雄分院長簡色嬌同樣以「無缺」為由婉拒，這就樣，這位「二審沒人要」的Ｚ法官，最後由「最高法院收了」─司法院（不知是不是秘書長吳三龍力保的？）讓他補實最高法院法官缺了，司法院這種人事調遷方式，堪稱當代的台灣司法奇譚！

經筆者撰寫「司法烏龍檔案」痛批過的法官，這次調升最高法院辦事的，還有高院庭長蔡廣昇、陳德民。另外，高院審判長吳冠霆這次也獲調升最高法院辦事，他近日有3件離譜改判無罪案例遭最高法院嚴詞指摘，達到「司法烏龍檔案」評述標準，限於篇幅，以下僅略述離譜論證大要。

高院審判長吳冠霆的3件離譜無罪案例

法官審案，應綜合全案證據資料，不論對被告有利或不利，直接或間接證據，均應一律注意，詳細調查，再本於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定取捨，不得割裂各項證據，分別單獨觀察判斷，這是職司刑事審判法官的最基本邏輯概念，也是基本證據法則。

很可惜的，這麼最基本的邏輯概念、基本證據法則，高院審判長吳冠霆竟然在短短幾個月內一而再、再而三的違反，檢察官上訴後，最高法院也都在短短幾個月即撤銷發回更審，如此審判品質，司法院竟然也能將他調升最高法院辦事！

司法院如此人事調遷，最高法院的裁判品質能讓人放心、信服嗎？筆者認為，堪慮！

例證一、李佳諭違反洗錢防制法案─罔顧勘驗法定程序，逕行自己鑑定筆跡改判被告無罪

稍有刑事審判經驗的法官都知道，筆跡鑑定是相當精密的專業，若非經具專業技能的鑑定人鑑定，透過勘驗法定程序，製作勘驗筆錄，再經合法調查程序，是不能逕由法官自行比對恣意判斷的，簡言之，筆跡鑑定之勘驗與採證，是職司刑事審判法官的「基本功」。

可是，就是這個「刑事基本功」，高院審判長吳冠霆（受命法官陳勇松）於112年10月4日審判李佳諭違反洗錢防制法案時，不止違反了，甚至還逕行撤銷一審有罪判決，改判被告無罪，案經高檢檢察官上訴，最高法院審判長段景榕於今年2月撤銷高院誤判發回更審（參見113年台上字第299號判決）

更荒謬的是，吳冠霆與陳勇松所引用對被告有利的「另案偵查卷」，在本案卷中並不存在，真不知吳冠霆是如何踐行證據之提示、調查及辯論程序的？筆者合理推論，這些所謂的「另案偵查卷」，吳冠霆與陳勇松根本未經合法的提示、調查及辯論程序，即逕行採為改判被告無罪的依據了。

至於其他割裂證據觀察之論證謬誤，因最高法院的發回意旨中，並未詳述其態樣，筆者就不擅自揣測了。以如此粗糙之裁判品質及怠忽態度，司法院也能將吳冠霆調升最高法院辦事，最高法院裁判品質能不讓人憂心嗎？

例證二、鄭志光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案─罔顧補強證據，割裂證據觀察，改判被告無罪

鄭志光因非法持有非制式手槍罪，新北地院原判刑5年6月，併科罰金新台幣8萬元，另犯恐嚇罪判刑3月，得易科罰金，鄭志光不服上訴，高院審判長吳冠霆、受命法官陳勇松於112年9月20日改判被告無罪，檢察官不服上訴，恐嚇案部分，因屬二審定讞，檢察官不得上訴而無罪定讞，至於非法持槍部分，最高法院審判長段景榕於113年1月撤銷發回更審。（參見112年台上字第5517號判決）。

據最高法院的指摘意旨，吳冠霆與陳勇松的無罪論證，最關鍵的謬誤，是將卷內所有具補強證據資格，且均與待證事實有關連性的情況證據，置而不論，未就其證明力綜合評價，也未說明取捨證據的理由。

另外，吳冠霆與陳勇松不採證人證言的論證方式也很「跳躍」，根本是依常識揣測臆斷，毫無法官依法調查論斷的章法，筆者很疑惑：「這麼粗糙、簡陋的論證方式，真的是高等法院法官所作出的審判嗎？」。

例如，有樊姓、田姓兩名證人因與本案槍彈有利害關係，吳冠霆與陳勇松未剖析其利害關係為何、陳述前後之變化與可能原因，以及其等證言有何瑕疵，也未依對質、詰問之合法調查程序予以檢驗、評價、論斷，即遽指其等經警方拘提到案後，基於一致之利害關係指述被告為本案槍彈來源，即不可信。

檢閱以上兩件案例之後，或有司法內部人會替吳冠霆抱屈，認為裁判書草稿是受命法官陳勇松所撰擬，應負主要責任，吳冠霆雖有疏於檢閱修改之責，難以苛責，但筆者認為，假若再參酌以下例證三的離譜割裂觀察證據改判被告無罪的態樣，即可知道，吳冠霆對於三件案例的割裂證據觀察改判被告無罪離譜謬誤，事實上，並不因受命法官之不同而有不同的，他身為審判長責無旁貸！

例證三、吳兆廷、梁子杉妨害性自主等案─罔顧補強證據，割裂證據觀察，改判被告無罪

吳兆廷與梁子杉因對酒店坐檯小姐犯強制性交罪，台北地院分別判刑7年10月，高院上訴審也維持原判，但112年5月高院更一審審判長吳冠霆、受命法官邰婉玲改判吳、梁均無罪，最高法院審判長李錦樑於112年11月30日將無罪誤判撤銷發回更審（參見112年台上字第3936號判決）。

吳冠霆與邰婉玲的無罪論證關鍵，也是割裂證據觀察，將卷內檢察官所舉不利被告的各項證據資料，予以割裂，分別單獨觀察判斷，均認定不足採為補強證據，僅以告訴人應有性交易之情形，以及其前後指述不一為由，即遽然認定告訴人的控訴難以採信。

最高法院庭長對人事「話語權」淪落之流弊

評述完幾位調最高法院法官、庭長人事案與判決之後，筆者擬略談最高法院庭長對人事「話語權」的淪落之流弊。

筆者在最高法院「行走」，逾35年，親眼觀察到最高法庭長對於人事「話語權」，從「霸道」到「一夫當關」、「一錘定音」程度，衍生出青壯法官不滿譏評的「近親繁殖」，經司法院大力改革（削權？）之後，最高法院庭長對於人事的「話語權」，近10幾年來，逐年的削弱，迄今，可說是幾近於零了。

筆者認為，昔年讓最高法院庭長掌握法官、庭長的人事調調遷「話語權」，的確使庭長飄了，流弊也不小，有些二審法官因裁判見解「離經叛道」被「封殺」，幾無機會調升最高法院法官，所謂「近親繁殖」的譏評是確有根據的，而最高法院審判日益保守，只求平穩，長年死抱著判例，缺乏新見解衝撞，也是顯而易見的。

可是，當最高法院庭長的人事「話語權」被剝奪之後，最高法院的裁判品質就好了嗎？觀察最近10年的最高法院法官人事流動，筆者要說，「封殺」特定法官的弊端是消弭了，新見解也湧進來了，昔年死抱判例之風不再，這是「近親繁殖」之弊解除之後的好處，可是，新的流弊又滋生了，因為，欠缺最高法院庭長的人事把關（畢竟這些庭長對於二審法官常犯的審判謬誤是知根知底的），有些二審裁判離譜的法官也調進最高法院了，最高法院庭長明知卻無法反對（或反對無效），其結果就是，當筆者評議「司法烏龍檔案」時，經常會評議到「曾經或即將」調最高法院辦事法官的離譜誤判。

最後，筆者要說的是，最高法院庭長的人事「話語權」，流於「霸道」，固然不宜，但是，完全剝奪成了「啞巴」，流弊也不小，不知司法院是否曾研究過「允執其中」的制度，既能參考最高法院庭長的具體考評意見，又能避免最高法院庭長對法官、庭長人事案有專擅霸道之虞？

※作者為資深司法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