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現任總統拜登六月下旬與共和黨川普的首場辯論失利，引起了民主黨的普遍焦慮。年齡老邁，反應遲鈍，説話口齒不清。不但《紐約時報》的即時社論請他讓賢，幾位專欄名嘴也勸他急流勇退，退得越早越好，因爲民主黨精英都認識到，今年十一月的美國大選，民主黨要面對的是個滿口謊言，全無道德底線的川普。民主黨全國委員會的兩千名代表，能否在最短時間内説服拜登的執政團隊，目前還不可知。還有捐助民主黨選舉的金主會如何表態也難預測。

説到民主黨的金主，自然不能忽視那位金融大鰐喬治·索羅斯（George Soros）。索羅斯會憂心忡忡嗎？

九十三嵗的索羅斯在國際金融界向來毀譽參半。當年他看衰英鎊，準確狙擊英格蘭銀行的壯舉，爲人所樂道。九七年亞洲金融危機時，他對泰銖的成功狙擊，九八年他對港幣的狙擊，雖在港府財長曾蔭權和金管局長任志剛動用巨額外匯儲值護盤下，未盡其功，但經歷過恆生指數跌到歷史低點的港人應該是餘悸猶存的。因此索羅斯也被人稱作金融恐怖份子。

不過，索羅斯另一方面的活動，和他的焦慮倒是息息相關。

索羅斯是開放社會基金會的創辦人。去年六月，他自知老邁，預做安排，將基金會的業務交給他三十七嵗的小兒子亞歷山大掌管。亞歷山大年輕時是派對男孩，拿到柏克萊加大的博士學位後，投身於資產龐大的開放社會基金會業務。去年他接手不久，卻開始分批的大幅裁員。爲什麽呢？是不是索羅斯認爲開放社會基金會的成效不張？

開放社會基金的理念源自索羅斯最推崇的一本著作，卡爾·波普爾的《開放社會及其敵人》，（這本書多年後也被香港《蘋果日報》老闆黎智英奉爲圭臬，可見思想理念成爲行動指南，乃至成爲歷史發展動力的説法是站得住的。）波普爾要批判的是那種强調歷史發展的必然性，有一歷史規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歷史主義目的論。問題在於，柏拉圖、黑格爾、馬克思都要藉此推廣他們的理論，可是理論規律的推演其實無法壓制歷史現實，真實的歷史有不同的偶然，不同的選擇，也有多元複雜的因果關係存在。歷史主義對熱愛自由的人和開放社會的存在之所以造成威脅，是因爲共產黨要利用歷史主義的一套「必然規律」來構建它的統治法統，而人的理想、人的自由思想可以塑造出未來的種種可能性，是不應受到思想控制的閹割。

索羅斯自己在回憶錄中説明，他當初創辦基金會的初衷是要靠潛移默化影響人們的思想，不論是知識精英或一般民衆，「革命」不是要走上街頭，不是要建造防禦工事，而是一種緩慢的、和平漸進的不間斷歷程，最終導致民主在一些國家中誕生。

無可諱言，開放社會基金會在世紀之交的確斬獲甚豐，尤其是在東歐和南歐國家，通過各種培訓方案，形成政策，鼓勵民衆參與，培養公民社會，不動聲色地推進政治和經濟制度的改革。在已變天的共產國家，則著力於消除舊體制的殘餘，在政治上引導執政者走向議會制度，在經濟上為恢復土地私有化和私營企業去除障礙。

當然，現存的共產國家都把這個基金會視爲發動顔色革命的洪水猛獸。實際上，它所擬訂的各種培訓方案在世界各地是嘉惠衆生的。

有一位來自台灣，參與開放社會基金會司法倡議計劃的年輕律師，在她的實習筆記中描述了不同文化下的適應問題和她與同事的互動，乃至她覺察到自己在這段期間人格上的顯著變化。這位來自台灣民間司法改革會的女律師，對於倡議計劃内的核心決策團隊和中層主管任務的觀察，以及對考績方式的評價，也都有直白的描述。基金會裁員後的重新組織是爲了使業務更爲精簡而有效率，更能發揮功能嗎？她還沒有答案。

然而，把開放社會基金會視爲顔色革命、洪水猛獸的中共當局，大概也不會准許大陸的律師出國參加這樣的講習班。大陸的維權律師目前還在被通緝追捕之中呢。

開放社會基金會的影響，相當細緻而廣泛。歐洲法律與司法中心（ECLJ）近年發表的一篇有關2009-2019年非政府組織和歐洲人權法院法官的報告指出，在最高法院的100名常任法官中，有22名與7個特定的非政府組織有聯繫，開放社會基金會就是其中之一。這是令人欣慰的成就。作爲保護人權的非政府組織，ECLJ關心的事務是公民選舉權，婦女墮胎權，防止性侵兒童罪行，阻止驅逐移民等。這要算是哪一種的「顔色革命」呢？

台灣的歷史學者汪榮祖說，當前中國是以王道對抗美國的霸道。國民黨的前任總統馬英九要台灣老百姓「相信習近平」。學問不多的老百姓搞不懂，對岸的共產黨整天用戰機軍艦威嚇台灣，如何可稱為王道？

索羅斯倒是很直白的在《華爾街日報》（2021/8/14）投書，直指習近平是開放社會最危險的敵人，全體中國人都受其害。索羅斯最擔心的是，中共在習近平領導下，利用大數據建立一個包羅廣泛的「社會信用體系」，將個人資料完全集中到數據庫，使中國成爲一個由共產黨統領一切的國家。

事實上，中共國務院2014年通告的「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規劃綱要」，2020年已基本建成。個人檔案中，包括個人的基本資料、社會關係、肖像照片，活動模式和國際旅行記錄、疫苗接種的反應等。擴建的天眼系統通過人工智能技術還能提供即時活動的圖像。啓用的獎懲機制可按所掌握的個人記點分數來評定獎懲。譬如教師升遷續聘配房資格，以及出國交流機會等。荒謬的是，大學教師的命運往往掌握在國安部門佈置在課堂的「信息員」手裡。

這個由大數據建構起來的監控系統，所打造的現代「全知全能」政府，大約就是台灣的蛋頭學者所説的實現「王道」的工具了。

令人困惑的是，中國民衆對這套社會控制系統似乎習以爲常，見怪不怪。考慮到中共不僅是一個嚴厲的專制政權，而且也是一個最富有的專制政權，大數據加上人工智能帶來的新科技優勢，使得極權監控技術突飛猛進，信奉開放社會的人對此簡直沒有招架之力，難怪索羅斯對此憂心忡忡。

當索羅斯指控習近平為開放社會最危險的敵人時，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不指名的反駁他「顛倒黑白」。可是一位在中國工作多年的《紐約時報》記者Mike Forsythe（傅才德）卻認爲，索羅斯的言論是人們需要在《世界經濟論壇》讀的唯一一篇東西。

爲什麽？他説，經濟精英投放了太多錢綁在中國，無法做到如此「罕有的誠實。」

索羅斯早前在《華爾街日報》（2019/9/9）上發表的文章承認，「作為開放社會基金會的創始人，我對打敗當下中國的興趣，超過了對美國國家利益的關心。」 可是現在，面對美國政治舞臺上的狂人川普，他倒是不能不關心了。尤其是川普在2020年敗選之後，居然能夠在沒有任何證據的情況下，謊稱計票舞弊，試圖推翻大選結果。繼而在國會舉行的新總統交接日，煽動一場暴民攻擊國會山莊的鬧劇，企圖阻撓憲政程式的進行。在這個有深厚根基的民主國度，主持交接的是川普自己的副總統，這不能不令索羅斯感到心驚。

川普對所謂「深層政府」和對司法機關的攻擊，把試圖入境美國的拉丁美洲難民（包括「走線」的華人）説成是要毒化美國人的純淨血液，這種納粹式的種族主義言語，多數美國選民竟然無動於衷，甚至跟隨鼓噪起鬨，形成成一股反開明民主的聲浪。到了這步田地，索羅斯也只有義無反顧地起來反抗了。

他交棒後，小兒子亞歷山大·索羅斯表示，開放社會基金會當前活動的一個重點就是要阻止川普當選下一任的美國總統。敏感的美國政論家，如Robert Kagan 早已覺察到，川普的言行舉止已超出單純的民粹狂人，他顯露的是一種嚮往獨裁的心靈。看來，在索羅斯眼裡，開放社會最危險的敵人不單是習近平而已。

※作者為前香港《九十年代》專欄作家，著有《最後一個租界：香港變局紀事》、《誰怕吳國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