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州女巿民胡友平為阻止凶徒殘殺日本小學生而喪生，日前日本大使館為其下了半旗。在我印象中，一個國家為本國普通國民下半旗的事，從來沒有發生過，至於為別國普通國民下半旗，那更是一種破天荒的國家行為。

我印象中，中共只曾為毛澤東去世下了半旗，其他歷屆中共黨魁都沒有這種待遇。至於一般中國百姓，那更是想都不用想。

國家很大，個人很小，國旗神聖不可侵犯，國旗被全部降下，象徵一個政權被取代。九七年七月一日，英國國旗在香港被降下，中共國旗被升起，那象徵政權的更迭。

國旗有如此莊嚴的地位，降半旗一定是相當重大的國事，一個正常的國家降半旗必得有充份理由，否則國旗隨便升降，便形同兒戲，國旗不值錢，國家尊嚴何在？

一個平常的中國女性，為保護日本孩子付出生命代價，這種事情在一個人性彰顯的社會，也不是難得一見的事。見義勇為的人永遠在民間，一剎那的義憤衝動，將個人安危置諸度外，善良的人都有這樣的天性底色，差別只在當時的環境，千鈞一發之際個人的選擇。

胡女士的義行在日本引起巨大的社會反響，這是很正常的，普天之下，誰會不為一個保護孩子而犧牲自己的人而動容？胡女士去世後，在華日本人為她捐款，據說數日之內已籌集四百多萬元；在日本國內，這件事掀起的輿論風潮，大概也是日本建國以來罕見的。但即使如此，日本國民與政府仍舊感覺無法表達內心的悲慟與感激於萬一，實在沒有辦法，才想到為胡女士降半旗這個空前的國家行為。

一個國家為一個異國平民降半旗，這相當於一個國家為一個異國平民俯首，日本人容許自己的國家作出如此卑微的表現，那不只是對胡女士一個人，那是對人間的愛與悲憫的臣服，是對人性的頂禮膜拜。

這件事反映出來的，不僅僅是日本人對一個保護他們孩子的中國女性的愛戴，更是一種普遍的國家觀念的體現。國家是什麼？國家是誰的？國家為何值得我們愛？將國旗降半，不只是表示某些國民的看法，而是代表了所有國民的共同意志。因為國旗不能輕易降下來，所以那種哀傷不是普通的哀傷，是全國人民的共同的表達。

國旗不能隨便降，一天到晚降半旗，國旗就失去應有的象徵性，但當事件反映出來的是基本人性，是立國之本，是千秋萬代以下，一個國家的正氣時，為一個尋常的異國女子降半旗，就有非凡的意義。因為這件事，日本人的凝聚力會更強，正義會得到伸張，政府會更加愛惜她的人民，人民也會更加熱愛自己的國家。

這件事當然不會發生在中國，因為在中國，人性沒有高到可以凌駕在國家之上，愛與憐憫也要服從於對黨的忠誠。一個人犧牲自己的性命，如果是國家與政府得益，那這個人的死是有價值的，如果只是為了救人，那他的死也只對為之獻身的那個人有意義。

國家憑什麼凌駕於個人之上？國家如果可以無視個人的存在，無視每個平民的福祉，那這個國家便不是屬於所有人的，只屬於那些掌握國家權力﹑對全體民眾操生殺大權的人。這樣的國家，當然不會為一個平民降半旗，因為國家只是他家的，降他的半旗等於對他的羞辱。

中共最根本的問題是只有黨性沒有人性，在中共眼裡，只有黨性凌駕人性，黨性才能鵲巢鳩佔，黨性深入人心，人性便沒有立足之地。一個失去人性的民族，對專制獨裁者最有利，因為人性會喚起愛與憐憫，而愛與憐憫恰恰與革命的冷酷無情相抵觸。

中國人傳統的文化中包含著豐富的人性，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意思便是愛是普遍性的，天下通行，千古一例。這種基本人性在中共數十年的糟塌之下，越來越被稀薄，以至一旦強調愛與憐憫，就是小資產階級溫情，就是缺乏革命意志與立場。

胡女士去世後，很多市民自發到她遇難處獻花圈，當地政府又恐慌起來，千方百計阻繞，政府迫於民意，授與胡女士「見義勇為模範」，故意貶低她的英勇精神，在中共眼裡，為一個敵國的人民獻身，不值得鼓勵。與此同時，網上出現不少「鋤奸團」，有女人打電話給政府機構，要求釋放持刀殺人的凶徒，說他是「為民除害」。這都是中共長時間洗腦洗出來的一幫禽獸。

習近平上台以來強調「鬥爭哲學」，大量黨的文宣渲染對西方先進國家和普世價值的仇恨，中共意識形態離文明越來越遠。從胡女士身上，我們看到中華民族未來的出路，從中共身上，我們看到一個國家的末路——中國人就處在這樣的生死關頭，一念之差，天堂地獄。

向前的路走不通，回頭路走不通，回頭路再回頭也走不通——路路不通，唯有跨台的路越走越可通。（本文轉載自作者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