憲法法庭上，大法官黃昭元質問立法院代表：「查弊案是不是立法院的目的性權力？」此話引來已經退出民進黨的蘇煥智指控黃昭元是「恐龍大法官」，宣稱如果立委沒有揭弊的權力，那選出這立委有什麼用？就連前民進黨立委林濁水都說，「發現弊案，立法院可以置之不理嗎？」兩位曾經叱吒風雲的民進黨前大老實在言重了，不僅立委發現弊案應該查，就連一般升斗小民發現作奸犯科也應該舉報，把大法官一句「查弊案是不是立法院的目的性權力」掐頭去尾，指稱大法官「不准立法院揭弊」、「要立法院置之不理」，這是在斷章取義，實在不足為訓。

黃昭元在憲法法庭是這樣說的：立法院不是不能有調查權，但立法院的調查權是一種輔助性，也就是手段性權力，必須要有相對應目的性權力，「用白話講，就是不能為調查而調查，要看你調查結果到底是為了什麼？如果調查結果是在追究刑事責任，那是檢察機關的事情；如果要追究公務員責任，憲法明文規定監察院才能對公務員違法失職提起彈劾。」所以他追問立法院代表：「查弊案到底算不算立法院憲法上所為的目的性權力，查了弊案之後能夠做什麼？」

黃昭元的這個提問，其實就是整場國會改革（擴權）案的爭議核心。因為，立法院根據20年前的585號解釋文將調查權入法，不過585號解釋文對國會調查權亦設下了許多條框限制，要審查這本國會改革（擴權）法案有沒有違憲，自當從法條有沒有逾越這些規範著手。585號解釋說道：「（國會調查權）所欲調查之事項必須與其行使憲法所賦予之職權有重大關聯者」。國會調查權是為輔助自己固有職權而出發，或根本只是「為了調查而調查」，當然是判斷其是否違憲的最重要根據，這到底哪裡看不懂？

這場憲法法庭開庭是台灣人難得一見的憲法教育，只是，許多人基於憲法知識的侷限與對當前憲法體制的偏見，常常對外放送錯誤的訊息與評論。比如說，有人認為總統是「官」，立委是「民」，所以「官」一定要向「民」負責才是民主的表現。但這其實是內閣制的說法，根本不能套用在台灣的憲制。

內閣制國家的最明顯特徵是「行政與立法融合」，也就是由民選的國會賦予行政權的正當性，所以內閣自然要對國會「負責」。總統制或雙首長制國家的特色是「行政與立法分立」，總統與國會都分別由人民選舉產生，兩方都直接從人民的選票取得正當性，是所謂的「雙元民主」，所以雙方的關係不再是「負責」，而是「分立且制衡」。

中華民國憲法之父張君勱是民社黨出身，當初他為了要牽制獨裁者蔣介石，刻意將這部憲法設計成偏向內閣制，但相關條文隨即因為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被凍結，權力全部又歸到兩任蔣總統身上。李登輝接掌大權後全力推動修憲，當總統直接民選入憲後，台灣就從原本傾向於內閣制的憲體轉為總統（雙首長）制。既然已經偏向總統制，還拿內閣制「負責」的觀念要求總統必須定期向國會報告，且接受即問即答，這當然是違憲的。

過去20多年來，憲法法庭（大法官會議）都已經接受我國憲體「權力分立與制衡」的看法。諸如，第585、633及729號解釋文在談及國會調查權之時，都不斷強調權力分立之原則，要求國會調查權不得侵害司法審判調查權、監察院之調查權、甚至是行政機關（尤其是獨立機關）之行政監督等權力。第613號解釋文在宣告以政黨比例組成NCC違憲時也說道：「（該法）實質上幾近完全剝奪行政院之人事決定權，逾越立法機關對行政院人事決定權制衡之界限，違反責任政治暨權力分立原則。」顯見以「權力分立」來理解這部憲法，並非本屆憲法法庭的發明。

在權力分立的基礎上，台灣究竟是「五權分立」或「三權分立」，當然必須回到原憲法的設計。如果真要以三權分立為師，那就應該透過修憲讓總統直接主持國務會議（行政院會），同時廢除監察院，讓立法院擁有名符其實的國會調查聽證權；但既要總統制的聽證調查權，就應該同時取消內閣制的質詢制度，絕無兩者兼容的道理。大法官可以解釋憲法，但是無法創造憲法；在不修憲的情況下要讓「五權」變「三權」，這絕對是憲法所不容。

台灣行憲多年，只要不穿鑿附會，不望文生義，各憲法機關權限到哪裡？爭端如何解決？其實無比清楚。現在的問題是，有人打拳打輸了，就抹黑女拳手是男的；有人在憲法法庭被洗臉了，就抹綠裁判全都是民進黨派來的。此刻國人正為林郁婷的遭遇忿忿不平，當然也不應容許黃國昌、翁曉玲這種輸了就翻臉不認帳的癟三行徑。

※作者為《上報》總主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