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國國安部高調在微信公眾號發文宣稱「連續破獲千餘起台灣間諜竊密案件」，但文章並沒有透露時間、案情等細節，因此外界多認為是把過往舊案提出來作為恫嚇手段。

而此一新聞也引起不少台灣網友的討論，有網友提出問題「台灣的情報單位如軍情局，還有對中國進行如『少康專案』這樣情戰行動的可能嗎？」

正如前述網友的問題，今日的台灣情報界能夠在中國開展情戰行動，甚至招募到如劉連昆、邵正宗這樣層級的協力者嗎？

自「少康專案」後由盛而衰的對中情蒐

1990年代進行的「少康專案」無疑是軍情局歷史上罕見的功業，但是在劉連昆、邵正宗兩位協力者相繼遭到中國方面逮捕處決後，對中諜員情報開始陷入頹勢。

盡管坊間流傳著所謂的「李登輝脫口啞巴彈」、「陳水扁說漏嘴導致情報網曝光」造成對中諜員情報受創的傳聞，然而真正的原因恐怕是在於下列因素：

一、隨著中國經濟力量的上升，金錢因素對於中國體制內外人士的吸引力已經不如改革開放初期。

二、中國民族主義意識高漲，要說服中國體制內外人士為台灣蒐集情報的難度變高。

三、台灣統獨意識造成的分歧日益擴大，讓台灣情報單位無法提出一套有效的政治論述說服中國體制內外人士為台灣情報單位工作，甚至台灣情報界內部都陷入統獨意識分歧的泥淖。

四、在1990年代到2000年代初期，中國反情報行動不僅重創台灣在中國的情報網絡，台商協力者、情報員遭到逮捕衍生的爭議，讓台灣情報界，特別是軍情局對於派遣情報人員潛入中國處於消極態度。

五、包括軍情局在內的台灣情報界未能改革自身的窠臼，影響對中情蒐的成效。

這樣的低潮持續了數十年之久，到了2024年的現在，軍情局在內的台灣情報界是否迎來否極泰來的時刻？

今日中國陷入停滯開啟情蒐的機會窗口

在2024年的當下，習近平統治的中國正陷入當年蘇聯布里茲涅夫時期的停滯狀態，表現在政治、經濟甚至社會心態，從經濟持續下行、青年世代的「躺平」、大量中國中產階級、菁英「潤」出中國到日本、泰國、新加坡等地，甚至「走線」到美國，在在體現出今日中國各界對於習近平和中共體制的信心危機。

與之同時，習近平在中共體制不停清洗引發的動盪，近期秦剛、李尚福「被失蹤」只是最新的例子，也讓中共體制內的官員出現「躺平」、「兩面人」甚至「恨國黨」的情緒，對於習近平和中共體制潛藏不滿和反感。

前述因素凸顯出過往被認為堅若磐石的中共體制出現著許多裂痕，而中國社會也存在著不小的離心情緒，這些都給予台灣在內的國際情報界開啟情蒐的機會窗口。

台灣情報界如何利用這些機會？

台灣情報界要如何利用當前習近平和中共的統治困境，開展出更多的機會去蒐集情報？筆者不揣冒昧提出數點淺見作為拋磚引玉：

一、積極研究中國近年的「潤」潮，了解「潤」到日本、泰國、新加坡、美國等國的中國移民，包括中產階級、政商菁英、留學生等不同群體的想法和心態，並從中找尋可能的合作者。

二、針對當前中共體制內不同群體、部門、層級的官員的當前心態做深入的分析，作為引出並招募不滿當前體制的中共官員的前置作業。

三、曾在心戰部門服務的「何中尉」曾在〈不戰而敗的兩岸心戰〉系列文章指出運用「黑色宣傳」削弱中共統治的可能性，台灣情報界應該思考這些建言，比如說去年中國前總理李克強驟逝所引發中國社會內外質疑死因不單純的流言，被觀察家指出倘若這些流言在中共體制內部發酵，將會影響到習近平的統治權威。有鑒於此，台灣情報界透過心戰部門和網路戰部隊在類似情況發生時加強「黑色宣傳」，增加中共體制內外對當權者和當前體制的懷疑和惡感，而軍情局則從前述友軍創造的空間找尋行動機會、招募潛在的情報來源，可以因人、因時、因地制宜的交互運用。

四、和前述面臨中國「潤」潮的國家情報單位洽商情報合作的可能性，由於這些國家都同樣關心「中國因素」對本國的影響，但是面臨語言、文化、思想等差異的侷限，不一定能深入瞭解中國「潤」潮所帶來的情報機會，台灣情報界能夠填補這方面的不足，以「Give and Take」的原則爭取這些國家的合作。

五、台灣情報界在運用傳統的「MICE」方式招募潛在協力者方面，應該在「I」(Ideology)下工夫以說服中國人士、甚至中共體制官員願意合作，觀察家鄧聿文建言海外中國異議人士聚焦在「反習」，爭取不同光譜和中共體制內外人士是一個可以參考的方向。

六、台灣情報界針對中國開展情戰，必須先做好相關準備，比如幫助自身情報人員和協力者因應中國境內的數位監控、如果出事時的救援管道及安置庇護等等，都應該未雨綢繆，才能讓自身情報人員和協力者無後顧之憂的進行情蒐工作。

結語

筆者曾在《清流》雜誌投書〈中國大陸的全球情報戰〉強調：

「隨著中國大陸民眾對清零政策的強烈反彈，以及中共未來將更壟斷經濟自由發展的恐懼下，臺灣及國際情報界將再度迎來當年中共改革開放初期，因體制鬆動及意識形態褪色所帶來的情報機遇。由於兩岸在語言文化、地理位置的相近，讓臺灣情報界比其他國際情報同行更能掌握這個機會。」

如何把握這次的機遇期，有賴於當下台灣情報界的決斷和作為。

※作者為情報體系觀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