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的金馬獎頒獎典禮，可能是近年來最冷的一屆，典禮轉播跟世界棒球12強台日戰撞期，公布的得獎結果又由中國與香港的影片奪得最佳影片與男女主角獎，台灣的電影觀眾都不熟，討論度自然不高。何必辦影展讓人拿獎，這種聲音也不在少數。

老實說，今年的參賽影片，我一部也沒看過，對金馬獎也就沒有特別關注。頒獎後看新聞才知道，中國電影除了抱走多項大獎，報名參賽影片也多達276部，只比台灣電影少一部。 

這樣的數量引起了我的好奇心。在中國官方2019年起集體退出金馬獎以後，中國電影在金馬獎沈寂了數年，這裁沈寂的數量，才是中國現今體制下的「合理」狀態。在中國，沒有自行報名這回事。中國的網路叫車服務公司滴滴出行，就是未經許可自行在美國掛牌上市，最後被中共當局強迫下市收場。

我們不難想見，自行報名參賽金馬獎的中國影人，中共不可能視而不見，未來這些影片在中國可以公開播映的機會十分渺茫。而身處在台灣的我們，可能就要倒過來這樣理解這件事：參賽金馬獎對這些中國影人來說，其實就是「潤」或反抗的表現。

為何沈寂了數年的時間？因為絕望是累積出來的。為何參賽數量如此龐大？因為絕望得很徹底。2018年中美貿易戰爆發以來，中國歷經了疫情封城、經濟崩塌與言論緊縮，導致年輕人大量失業，維權人士被大規模逮捕，社會無差別攻擊事件四起，影視創作空間被高度壓縮，導致移民與偷渡海外人數節節高升。棄中國市場而就台灣金馬獎的中國影人，參賽就是他們的文化逃亡。

我回想起，2019年我和幾位朋友合作出版了〈亡國感的逆襲〉這本書，探討在中國的強權威脅下，台灣能做什麼。我們能做的，可能不多。私下閒聊，作者之一的張娟芬引述另一位作者吳介民說，我們能做的，就是跟中國民間社會持續對話。我說，概念上這當然沒問題，但中共持續封殺維權人士與公民團體，消滅殆盡雖不可能，民間社會還能在哪裡呢？

今年那幾個偷渡上岸台灣的，我們要把他們送回中國，這沒有問題。台灣有些本土派不歡迎中國電影來參加金馬獎，我可以體會他們的心情，但我們不應這麼做，這一波來台參賽的中國電影，已經不是此前的中國電影。

文化有擴散效應，這些電影還是很多中國人，會透過不同的管道看到的，得個金馬獎，對這些影片更有加持效果，讓他們在中國更有滲透力。台灣人不是喜歡說，台灣與中國最大的不同，就是台灣民主自由的制度優勢，而金馬獎正在證明這一點，我們是一個小國家，電影市場也不算大，但大國又有大市場的電影人，寧願來到台灣，因為這裡有自由，以及對文化的尊重。

參與金馬獎的中國影人，以及看這些電影的中國人，其實就是我們可以幫助集結起來的，熱愛自由的中國民間社會。這樣的民間社群齊聚台灣的可貴之處在於，它既不是中國政府，也不是我們這些身在台灣的外人所能刻意鑄造的，它更像經濟學家海爺克所說的，是逃避與反抗壓迫的人們所形成的自發性秩序，而我們能做的，應該是把握這種自發性秩序來到我們面前，讓它成為中國民主化的契機，這便是我們與中國民間社會的對話。

人們差不多都忘了，多年以前有反共義士，駕機從中國來台，我們贈以千兩黃金。現在的中國影人，帶著他們的影片，更有可能是為自由而來，我們給他一座金馬獎。我們不要太小氣，中國的民主化對台灣的前途至關重大，我們不費一兵一卒，也不需雄風飛彈，就能穿透中國，顛覆中國的洗腦認知控制，還有什麼比這更便宜的投資呢？

台灣隊贏得世界12強棒球賽，台灣人歡慶「讓世界看見台灣」。其實我們認為讓世界看見台灣就足以喝采，反倒是我們因長期在國際政治場域被打壓而自信心不足。幾十年來台灣人的努力，在我們悄然不覺間，某些領域已是燈塔之國，像半導體，歐美日登門求設廠，我們的民主實踐，海外華人對我們的仰望與推崇，有時也到了令人乍舌的地步。台灣人，能否擺脫長期在暗處，期待被看見的卑微之情，自信地站在燈塔之上，對世界發光熱呢？

※作者為臺北藝術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