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媒體在全球各地正面臨挑戰，而這些挑戰不只是財務問題，更有來自於政治干預和技術操控等多重威脅。近日，馬斯克與維韋克·拉馬斯瓦米（Vivek Ramaswamy）在《華爾街日報》聯名發表文章，聲稱美國政府提供給公共廣播協會（Corporation for Public Broadcasting，以下簡稱CPB）的5.35億美元年度撥款屬於「未經國會授權的支出」，因此將會被終止。

然而，這種論調無視於公共媒體作為民主制度關鍵組成部分的重要性。此舉背後的政治意圖不難解讀：削弱公共媒體，為的是削弱民主社會中的資訊透明與問責機制。此外，在此次美國大選之前，美國公共廣電也受到保守派智庫傳統基金會「2025計畫」的《2025領導使命》（Mandate for Leadership）報告的威脅。

Project 2025 與DOGE的威脅

「2025計畫」的《2025領導使命》報告的第8章，針對公共媒體提出多項政策建議，包括取消CPB的聯邦資金補助、撤銷FCC授予公共廣播電台的非商業教育電台（NCE）資格。該報告批評公共媒體政治傾向偏向自由派，未能公平代表整個社會，理由是NPR和PBS閱聽眾當中的自由派比率高達67%，保守派只有12%。

此外，該報告還建議終止現行的兩年預撥款機制，以提高國會對公共媒體補助資金的監管力度。

選後，以取消監管、減少行政管理和削減成本為設立宗旨的「政府效率部」（DOGE），在馬斯克主導下，業已將公共媒體預算當作開鍘的目標之一。

馬斯克與拉馬斯瓦米削減公媒預算的政治意圖顯而易見：透過削弱公共媒體，翦除可能挑戰川普政府及其盟友的聲音。特別是削減PBS《前線》（Frontline）這樣的調查報導新聞節目，無異於削弱公共媒體對政府與資本權力的監督能力。

CPB在歷史上曾經多次面臨經費刪減的威脅，最近一次來自於共和黨控制的眾議院撥款教育小組委員會。該委員會曾於2023年7月也曾提議於2026財年完全取消對CPB的資金撥款。此議所幸最後未獲國會支持，否則將使公共媒體的營運面臨前所未有的危機。

歷史回顧：公共媒體面臨的經費刪減威脅

美國公共媒體面臨經費削減威脅並非新現象，自1967年成立以來，它曾多次面臨政治壓力。例如，1970年代，尼克森政府試圖透過削減資金以控制公共媒體的言論自由。1994年，眾議院議長紐特·金瑞契（Newt Gingrich）更公開倡議完全終止對CPB的撥款，稱其為「浪費納稅人金錢」的機構。2000年代，小布希政府大幅削減公共媒體經費，而川普政府也曾在2020年提出完全停止聯邦補助的提案。

然而，這些威脅往往因社會公眾的強烈反對而未能實現。例如，在2005年，小布希政府試圖削減近一半的公共廣電媒體補助經費，但在民眾廣泛抗議下最終作罷。當時，有多達數百萬美國公民聯名致函國會，強烈表達對PBS和NPR等公媒機構的支持，從而成功挽救了這些公共媒體服務。

國際比較：資金不足與美國特殊處境

國際上，公共媒體的資金支持是衡量國家民主健康程度的重要指標之一。然而，美國對公共媒體的投入卻顯著低於其他已開發的民主國家。以人均撥款金額計算，美國僅提供約1.5美元，相較於英國的81美元、法國的75美元，以及北歐國家如芬蘭和挪威超過100美元的支持，顯得微不足道。

如此大的資金差距直接影響美國公共媒體的內容深度與廣度。缺乏穩定的資金支持，讓許多公共媒體機構無法持續投入地方新聞與深度調查報導，而這正是民主社會中至關重要的媒體功能之一。

然而，儘管資金不足，美國公共媒體仍以其對地方社區的影響力贏得兩黨的支持。有論者指出，地方公共電台和電視台因其在紅州與藍州中發揮的關鍵作用，獲得跨黨派（共和黨和民主黨）議員的廣泛肯定。這種在地影響力不僅鞏固公共媒體的合法性，也為其未來存續提供相當程度的保障。

公共媒體：民主的守護者

公共媒體的核心價值在於支持民主社會的基本原則：透明、問責與公民參與。這些媒體機構提供的不僅是單純的新聞報導，更是對社會重大議題的深度分析，促進公眾對政治、經濟和社會現象的理解。例如，PBS的《前線》和NPR的深度報導節目，長期以來揭露政府錯誤政策、商業不當行為以及社會不平等現象，其批判性觀點有助於公民作做出更明智的判斷。

此外，公共媒體在培育文化認同與促進社會凝聚方面也有重要作用。例如，PBS兒童節目《芝麻街》（Sesame Street）不僅教授兒童基本識讀技能，也傳遞包容性和多樣性的價值觀，對美國年輕世代發揮正向影響。

在民主國家中，公共媒體作為「第四權」的角色至關重要。它不僅是對行政、立法和司法機構的監督者，也是公民與政府之間的橋樑。美國傳播學者維克多·皮卡德（Victor Pickard）的研究指出，當公共媒體的資金充足且獨立運作時，公眾對政策制定的參與度會顯著提高，極端主義的傳播也會受到抑制。例如，芬蘭和挪威等新聞自由表現全球數一數二的國家，其公共媒體讓公民能持續獲取高品質資訊，從而提升整體的公民知識水準與社會參與。

在虛假訊息和極端言論肆虐的時代，公共媒體更是成為抵禦這些負面影響的重要防線。內容農場和社交媒體往往因追求點擊率而忽視內容的真實性，而公共媒體則以事實為基礎，致力於提供經過多方查證的正確資訊。

公共媒體的價值不僅在於當下的社會效益，更在於對長期公共利益的守護。它不受市場壓力的驅動，能夠專注於那些短期內可能不具經濟報酬，但對社會有深遠意義的議題。例如，對氣候變化、教育不平等和社會正義的深度報導，是商業媒體難以全面涵蓋的內容，但這些議題對社會未來發展卻至關重要。

而在當前全球各地民主面臨衰退危機的脈絡下，捍衛公共媒體的重要性更以往任何時候還更加重要。

公共媒體衰退：對民主的影響深遠

公共媒體的衰退，地方新聞首當其衝。地方新聞一直是公民參與和地方政府問責的重要基礎。然而，隨著地方新聞媒體的衰退，公民對地方選舉與公共政策的關注度也大幅下降。這種「新聞沙漠化」的趨勢將削弱地方民主的根基，並使地方政府更容易陷入腐敗與缺乏監督的不透明狀態。

在公共媒體逐漸失去影響力的同時，社交媒體上的「新聞影響者/新聞網紅」（news influencers）卻正在崛起。根據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調查，37%的美國30歲以下成年人表示，他們經常獲取新聞資訊的來源是社交媒體影響者/網紅。然而，這些影響者/網紅多數缺乏專業新聞背景，其內容往往偏向極端化，並容易助長虛假訊息的傳播。

虛假訊息的泛濫不僅影響公眾對真相的認知，也進一步撕裂社會共識。當公共媒體無法提供基於事實的獨立報導時，民主制度本身也將面臨崩壞危機。

守護民主的重要防線

公共媒體的價值在於其能提供獨立且基於事實的報導，成為公民參與與政府問責的核心機制。當前，馬斯克與拉馬斯瓦米的DOGE試圖削弱公共媒體的資金基礎與影響力，實質上是在挑戰民主的核心價值。

然而，美國公共廣電的歷史軌跡證明，當公民願意團結起來為公平透明的資訊生態發聲時，他們可以翻轉那些試圖削弱公共媒體的時代逆流。正如美國媒體改革團體自由傳媒學社（Free Press）所言，拯救公共媒體不僅是在守護美國的公共廣電制度，更是捍衛美國人共同執守的民主信念與公民責任：捍衛公共媒體的存續，並為下一代創造更健康的民主環境。

※作者為中正大學傳播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