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中市發生學生打老師，老師向派出所報案，警察進入校園帶走學生的事件，引發各界對於教育與法治界限的熱烈討論。

1、台中市長盧秀燕第一時間譴責學校，譴責老師。認為學校老師沒有善盡師道，好好糾正學生錯誤，卸責給警察，是教育的「最差示範」。

2、全教會聲援老師。認為老師也是人，被學生打了，找警察，乃是人之常情，「難道老師就該被打嗎？」這是「法之公義」。

這個事件，凸顯了台灣社會不分族群、不分類屬、不分政黨、不分意識形態「追求公平」的社會氛圍，著實讓周邊國家，甚至連歐美國家都要為之羨慕讚歎。

但是，在細微處思索，台灣一昧「追求公平」的氛圍，會不會引發「自由、自由，天下幾多罪惡假汝之名以行」的正義陷阱中？

自由固然必須以「不違反他人自由為前提」，而不能無限上綱。公義故為法律的最高準則，殺人犯與思想犯，不也應以「尺有所長，寸有所短」來個案審查，而不是法律之前不分輕重的「人人槍斃」嗎？

教育與法律的界限，茲舉前台大校長傅斯年在1949年台大和台師大發生「四六事件」對學校共產黨員的處理態度作為參考。傅斯年為了教育，可以不惜得罪當時的法律執行者國民黨。傅斯年在政治立場上固然跟國民黨一致，曾不止一次地喊出了「讓布爾什維克滾出臺大！」的響亮口號。但他同時認為，當局不能肆意進入校園在師生中搜查，更堅決反對隨意指責他人為共產黨。當年西南聯大爆發學潮，鬧出人命，他在致俞大綵的信中謂西南聯大學潮「地方當局荒謬絕倫，李宗黃該殺，邱清泉該殺」等便是他堅持教育，對抗法律的主張與原則。

傅斯年擔任台大校長時，台灣的警備總部發現台大校園內有「思想有問題」的師生，準備進校園抓人，傅斯年堅持「特勤警察」不准進入校園。他說，學校是教育機構，目的就是教導「人事不明」的學生。學生不懂、或犯錯、或違反法律乃是天經地義之事（entitled to be wrong）。學校的責任就是讓「不懂、或犯錯、或違反法律」的莘莘學子，能夠在學校的「諄諄教誨」之下能懂人事、學到東西、知錯能改，不再犯錯。而不是把「有問題的學生」交付警備總部，卸責了事。事隔75年，我們對傅斯年教育勇士的記憶形象就是：「如果警察要在學校帶走學生，必須踩過我的屍體（over my dead body）」。

如傅斯年一般的台中市長盧秀燕者，堅持教育理念，勇者勇也，但如果今天傅斯年和法國大革命時說出「假汝之名以行」的羅蘭夫人仍然在世，我們要問：「那麼教育與法律的界限在哪裡呢？」負責教育的老師也是人，被學生打了，老師的法律保護在哪裡呢？

老師的法律權益，正如任何一般人的法律權益一樣，應由法院來維繫。譬如全教總會對老師權益的聲援，甚至提供法律資源的援助實屬必要。然而，當面對法院時，那就是「法律之前，人人平等」，老師與學生，全教總會與家長，並沒有誰高誰低，誰是老師，誰是學生的問題，也沒有老師該不該「諄諄教誨」學生，學生該不該「尊師重道，打不還手，罵不還口」的師生立場了。一言以蔽之，如果傅斯年在世，就會說：「無論學生多麼無理，有什麼天大的問題，老師當然有權利可告，但請到法院去告；在學校，老師就是不能打學生，學校行政主管也不能叫警察（警總）進入校園抓人」。

對於全教總會對老師的聲援，作為老師的我們，實應對其感恩戴德、雙手按贊。老師過去受到政府社會的不公平待遇實在太多了，譬如教授治校制度的不落實，公私立教師的待遇不同，少子化之後學校糟蹋專業地強迫教師去招生，以維繫其「商業模式」的「永續經營」，台灣的教育淪為商業，學校教育變成警察辦案... 那些「學校不學校，教育不教育」的亂象不一而足。對於社會大眾一昧「追求公平」卻忘記了「傳道、授業、解惑」才是教育的最高目標。摯情永憶之餘，對於全教總會我們還是期待能夠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的在維護教育的前提下聲援老師。

至於台中市長盧秀燕，我們只能說，就學學當年傅斯年把宋子文、孔祥熙趕下台的勇氣，摸摸鼻子，承認自己是個「盧大砲」吧。歷史最後總還是會還「大砲們」個公道的。

※作者為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社會學博士、中國文化大學前學務長、中國文化大學退休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