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跨國的官方城市交流，部分緣由可回溯自戰後、冷戰時期以來的「城市外交」，當時這一模式，主要為繞過國家層面造成的政治僵局，因此或可藉由「市級」組織，去扮演國與國之間更廣泛外交活動的一環。過去一、二十年，它確實已發展成一個廣受認可的跨國界交流理論，並且也被賦予了超越地方的國際合作象徵。就台灣國家地位處境，若能促成與他國城市的合作機制，當然是別具意義，尤其在以國家為核心的外交屢屢受（中國）阻下，城市交流未必不能創造一些迴旋空間。

至於眼前對城市外交著力最深，幾乎舉世公認非中國莫屬。根據美國德國馬歇爾基金會（GMF）曾發表的報告，顯示中國前十大城市，計有和歐美國家等119個城市締結夥伴關係（如姊妹市），交流層面從文化、經貿、學術、環境、到健康不一而足，中國不只對外夥伴城市數量遙遙領先歐美，它也是在市級單位成立「外事辦公室」最大，聘用「國際事務人員」最多的國家，連美國都望塵莫及。

不過，和傳統城市外交不同處，中國式地方政府的對外交流，背後由駐外領事館、大使館運籌協調的程度，皆明顯高過歐美各城。於是，它又符合了長期關注中國民主的史丹佛教授戴蒙德（Larry Jay Diamond）所觀察：「中國試圖影響美國的觀點和做法，絕大多數都是自地方層面進行的。」

至於今年9月，當FBI逮捕紐約州州長霍爾前幕僚孫雯（中裔），等於對戴蒙德的觀察又給了額外補充。即中國藉城市交流影響他國政治就罷，它甚而還會透過「在地協力者」，直接藉所在國的地方政府資源，將當地輿論往支持中國（共）的方向操縱。例如孫雯所涉，有從內部形塑中國政府（共產黨）正面形象，有建議州長致函感謝中國在COVID-19時捐贈美方1000台呼吸器，有遊說州政府官員錄製中國新年賀詞，還有阻撓州長關切中國人權（尤其是維吾爾族），她雖任職於紐約州政府，但所作所為服務的卻是中國政府（孫雯且被控洗錢、詐欺和濫用身分）。

所以，中國所謂城市交流，從來都不是單純地著眼與他人發展友好關係，尤有甚者，中國和他國地方政府（包括美國州政府）交流時，亦從不忘要同時壓制台灣，例如孫雯就曾多次阻撓紐約州高層官員和台灣政府來訪人員會面，還擋下前州長古莫感謝台灣向紐約致贈口罩的公開致詞。紐約市長亞當斯前顧問格雷科（漢名鄭褀蓉），如何長期扮演中國政府植入紐約市的「細胞」，拉攏左右當地政客，更是典型之一。

此外，2019年，當捷克首都布拉格打算和台北市簽訂友好城市協議時，便遭到中國上海市發表措辭強硬的抗議，稱其違反一中原則，要求布拉格止步。惟布拉格市議會最後仍以多數票贊成，維持和台北市結為友好城市。最後迫使上海市，以及布拉格另一姊妹市北京市，逕自宣布中止和布拉格姊妹市關係。

上述事件，實已成為歐美和中國城市交流的一頁「範本」。如同GMF高級專案經理（城市專家）柯斯特洛曾提到的：「歐美城市已愈來愈意識到和中國城市締結姊妹市的負面影響，例如會因此被（中國）警告（威脅）不得和台灣接觸…以至歐美不少城市正學習如何在發展和中國城市的關係上，能不損害自由民主價值，並在人權問題上找到適切的平衡…（布拉格）的例子，說明了歐美城市和中國城市交流時，抵禦中國的要求（違反自由民主）和懲罰，以及表明民主國家核心價值堅韌的重要性…」柯斯特洛且認為，布拉格對歐美其他城市另有示範作用，可以讓其他城市知道如何既禮貌又堅決地拒絕中國設下的城市交流政治前提（不准和台灣有任何官式接觸）。

若對中國城市交流特殊戰略目的有了解，對它同時不准歐美城市和台灣交流的霸道有反應，我們就不由得對蔣萬安此次在「台北上海城市論壇」上的「屈從」（對方僅派副市長）與「認分」（共機持續擾台）感到不解。畢竟他自己曾在2022年競選台北市長時強調：「台北、上海雙城論壇要在中共不再擾台、對台灣釋出善意，且雙方地位對等的前提下，才有舉辦的意義。」

如果說，當年布拉格未受上海、北京脅迫，成就台北、布拉格雙城友誼，而對歐美其他城市有所啟發，今天蔣萬安的「摸摸鼻子認了」，或許也正為自己的從政格局和交流本事烙下了不利形象，而這樣的他，真的可為國民黨「儲君」？

※作者為《上報》主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