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的一個月裡法國和德國政府相繼崩潰，而南韓則經歷了令人驚訝的六小時戒嚴鬧劇，導致總統尹錫悅遭到彈劾。在加拿大，也有因為財政部長辭職而要求總理杜魯多下台的聲量。

在全球動盪之中，台灣這個被稱為「充滿活力」（vibrant）的民主國家也再一次面臨自己的民主危機。長久以來，台灣被認為在鞏固民主制度方面取得了穩健的進展，但隨著全球民主制度面臨日益增大的壓力，台灣也未能倖免。

就在本週，擁有多數席次的反對黨中國國民黨（KMT）及台灣民眾黨（TPP）試圖強行通過嚴重限制人民的罷免權以及癱瘓台灣大法官的法案。半年前才針對國民黨類似的越權行為上街頭的人群被迫再次上街。

在野陣營推動的法案觸及了台灣民主制度的核心，也就是政治權力應該如何被分配與監督。換句話說，這是關乎國家的憲政的問題。

耶魯法學院的布魯斯·阿克曼（Bruce Ackerman）首次提出「憲政時刻」這一術語，描述國家對其憲法進行高度公共參與和辯論的時期。他的理論最初指的是即使在沒有正式修改憲法文本的情況下，社會也會對民主制度進行根本性的改變。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一術語已被用來描述當國家面臨尖銳且關乎生存的衝突時，日常政治運作已不足以解決問題的情況。

這正是台灣目前所經歷的情形。

台灣過去的憲政時刻：1990年至2004年

台灣的成文憲法，即1947年制定的《中華民國憲法》，最初因蔣介石的戒嚴而被凍結直到1990年，台灣的第一次「憲政時刻」才隨著野百合運動而展開。新上任的總統李登輝沒有選擇派兵鎮壓，而是與學生領袖會面，促成了一系列的修憲，建立起台灣今日的民主制度。

這一改革過程在國際政治學者眼中被視為「和平」，然而，這一非凡的成就實際上是多輪各黨各派系間妥協的結果，以破散、漸進的方式逐步累積成台灣現行的憲政體制。2004年，伴隨著立法院席次被大幅減半，憲法修正程序本身也被改為必須經由全國性公民投票最終同意。根據大多數專家的看法，這一門檻的高度使得憲法實際上變得無法修訂。隨著這一變化，台灣第一次的「憲政時刻」正式告一段落。

即使到了四年後的2008年，時任總統馬英九在他的就職演說中表示：「在一個年輕的民主國家，遵憲與行憲比修憲更重要。我的首要任務就是...嚴守憲政分際，真正落實權責相符的憲政體制。」一位總統在就職演說中強調這件理所當然的事，表明當時仍然有憲政問題尚待解決，但掌權者已無意願再觸及這些問題。

台灣的下一個憲政時刻

自2004年最後一次憲法修正結束以來，接下來即將到來的憲政時刻已醞釀了20年之久。

在過去的20年裡，台灣發生了幾次大型抗議活動，直接指向台灣的憲政秩序本身。2004年，反對時任總統陳水扁的群眾聚集抗議選舉結果；2014年的太陽花運動則佔領了立法院近一個月，抗議國民黨濫用立法程序強行通過與中國的貿易協議。今年，針對國民黨提出擴大立法權的提案已經爆發了兩次類似的抗議活動，包括本週正在進行的這一場。

當然，目前台灣的憲法仍然提供了一些工具，讓雙方可以制衡對方：行政院可在總統核可後對窒礙難行的法案提覆議，總統可能可以以立法程序有缺陷為由不公布三讀後的法案，或者憲法法院可以在爭議法案的合憲性受到挑戰時下暫時處分。

然而，更根本的問題在於，總統、行政院長與立法院之間的政治權力應如何分配與制衡，從未被完整地考慮過。無論是太陽花運動，還是今年的「藍鳥」抗議，都圍繞著立法院是否越權、總統是否權力過大，或者行政院長與立法院究竟如何通過不信任投票與提前大選來互相制衡等基本問題。實質上，正是因為這些問題從未得到充分解決，國民黨才得以推動這些對憲政秩序極為離譜的提案。

這些憲政問題之所以更加迫切，是因為憲法的程序與制衡機制是台灣用來決定其最根本問題——即其身份認同與對中國政策——的基本過程。如果憲法陷入僵局，台灣對中國的立場也將陷入僵局，這對於區域與全球的局勢更有著深遠的影響。

民進黨應採取主動進攻的策略

作為執政黨，民進黨表現得相對被動。民進黨的立法委員雖然在社群媒體上發聲，甚至進駐立法院議場（重溫太陽花學運），但他們只是在打防守，僅僅在試圖阻止國民黨和台灣民眾黨通過法案。

如果執政者認識到國民黨挑起的爭議其實根植於憲政秩序，就應該採取主動，提出對憲法進行全面改革的議題，讓基本問題得以公開討論。賴清德總統應正式承認當前「憲政時刻」正在待發，並宣布其意圖與全國民眾共同討論整體憲政體制的決心。

考量到民進黨在立法院是少數黨，加上修憲文本近乎不可能跨越的高門檻，台灣在可見的未來進行正式的憲法修正依然不太可能。但全國必須開始正視其憲政問題，而不是像過去的憲政時刻那樣，以零碎且被動的方式處理，而是應以全面且積極的方式，開創下一次真正的憲政時刻。

※作者美國台灣觀測站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