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4月14日開庭的「聯邦貿易委員會訴Meta案」（FTC v. Meta），聚焦Meta是否藉由收購Instagram與WhatsApp，涉嫌非法鞏固其社交平台主導地位。這場訴訟，對Meta而言是一場法律戰；但對全世界而言，則是平台治理的試金石。

本案源起於2020年FTC首次提出訴訟，由拜登政府任命的主委莉娜汗（Lina Khan）推進，現由川普任命的佛格森（Andrew Ferguson）接手延續。他在上個月受訪時曾經明確表示：「我們不會放鬆油門。」

這場反壟斷行動獲得民主與共和兩黨罕見共識，後者更將其與保守派在社群平台上遭到壓抑的言論自由議題連結。換句話說，反壟斷訴訟不只是經濟規範問題，也成為文化政治的重要戰場。

Meta的併購邏輯

Meta是否藉由「買下對手」來掐死市場競爭，是這起反壟斷訴訟的核心爭點。根據FTC的指控，Meta自2012年起即展開一系列具有策略性的併購行動，目的是阻止潛在競爭者崛起。最受關注的兩筆交易，是2012年以10億美元收購Instagram，以及2014年以190億美元收購WhatsApp。FTC指出，Meta並非出於強化競爭力而收購，而是以此方式排除競爭，違反《謝爾曼反托拉斯法》。

檢方出示的內部電子郵件顯示，祖克柏在2012年曾坦言：「Messenger沒有打敗WhatsApp，Instagram的成長太快，我們得買下它。」此外還有一封寫於2011年的備忘錄，指出：「我們真的需要盡快行動，因為Instagram成長迅猛。」這些紀錄並非事後的策略分析，而是當時高層決策過程的真實呈現。

此一決策背後的權力邏輯，也可從前Meta全球政策總監威廉斯（Sarah Wynn-Williams）的《無心為善的人》（Careless People）一書中得到印證。她指出，Meta建立一套內部「收購預測模型」，定期分析新創潛力與風險指數，若發現某家公司可能在18個月內形成市場威脅，便立即啟動由企業發展部、政策組與財務高層組成的交叉小組進行並購評估與阻斷競爭計畫。

這種系統化策略也反映在Meta針對青少年所採用的行銷手法中。根據該書與國會證詞資料，Meta內部AI會偵測13至17歲青少年的心理狀態，當偵測到「焦慮」、「孤獨」或「沮喪」時，系統即推薦廣告主推送美妝、減肥或塑身產品。這種將情緒脆弱視為「轉換率優勢」的行銷邏輯，正是平台壟斷權力失控的表徵。

Meta與祖克柏的自我辯護

Meta否認壟斷指控，主張目前社群平台市場高度競爭，尤其來自TikTok、YouTube、Snapchat、LinkedIn等對手。Meta的辯護律師強調，目前臉書與Instagram超過半數的內容是與TikTok直接競爭的短影音。2025年初TikTok暫時下線時，Meta使用量激增，更證明市場替代性與動態競爭依然存在。

此外，Meta主張，政府若撤銷早在十餘年前經審核通過的收購案，恐對創投與新創生態產生負面效應。

祖克柏於開庭首日即出庭作證，這已是他第十次在國會或法庭為平台政策答辯。在法庭上，他聲稱收購Instagram與WhatsApp並非為壓制競爭，而是提升用戶體驗。他強調：Meta對這些平台投入超過收購成本的數倍資源，有助於市場創新。

然而，威廉斯在她的書中揭露，祖克柏早於2010年代初即曾向董事會表示：「我買下《紐約時報》，然後任命臉書的總編輯……我們不再是第四權，而是建立一個以臉書為中心的第五權」。他並設立內容與影響力「戰情室」，追蹤對平台有批評立場的政界、媒體與學界人士，列入「審查名單」，運用平台能見度與推播機制施加壓力。這些紀錄揭示出其「平台治理即是權力治理」的深層策略。這些內部對話與策略不僅顯示祖克柏對傳統媒體的不信任，也呈現出其對媒體生態全面數位化且平台主導的圖像。這樣的想像與其在反壟斷審判中聲稱「只是為用戶提供更好體驗」的辯解，形成鮮明對比。

祖克柏早於2010年代初即曾向董事會表示：「我買下《紐約時報》，然後任命臉書的總編輯……我們不再是第四權，而是建立一個以臉書為中心的第五權」。（美聯社）

遊說川普與改組董事會

《華爾街日報》的報導揭露，在FTC訴訟程序開展期間，祖克柏曾多次拜會川普，試圖遊說政府干預訴訟。報導指出，他不只親赴白宮與川普會面，還捐贈100萬美元予川普就職基金，甚至於4月11日宣布擴大董事會，新增川普政府前副國安顧問麥克米克（Dina Powell McCormick）為董事。此舉被視為Meta在審判前夕加強與共和黨及商界關係的戰略佈局。

這種「制度性遊說」與「人脈防線重組」策略，意味著科技平台不僅在法庭內爭取有利結果，更積極在制度層面調整風向，形成對抗公共監理的非正式權力網絡。

震撼國會的極權審查機制

更令外界震驚的是，Meta在對外聲稱「維護自由」的同時，竟在中國市場配合極權審查。威廉斯於4月9日國會聽證會中指出，Meta早已主動配合中共內容審查，不僅將人臉辨識、照片標記與直播技術交給中方，甚至設置「總編輯等級」的自動審查系統，針對新疆、六四與香港議題進行區域性封鎖。

她的書中也補充描述此一合作計畫名為「阿特靈」（Aldrin），Meta允許中方工程師讀取AI標記模型與照片分析模組。威廉斯的證詞指出，這些系統甚至被用於2019年反送中運動期間示威者的追蹤與逮捕。Meta為打入中國市場，選擇配合資訊封鎖，形同將言論自由與使用者安全作為交易籌碼。

更令人震驚的是，內部文件指出：「臉書員工將對提供用戶資料導致的死亡、酷刑與監禁負責。」而這句話後來還被高層修改為「臉書將直接回應未遵守人權標準的政府之資料要求」，以淡化其道德風險​。

科技巨擘在民主國家享有豐厚利潤，卻在極權政體中甘作數位幫凶。這些行為不只是違背企業倫理，更對全球民主與人權形成威脅，更體現科技平台如何為了市場而犧牲人權、法治與資訊自由，並毫不掩飾地「優先選擇與極權合作」。

守護民主的平台治理與數位主權

威廉斯國會證詞的部分說法可能有誇張之嫌。然而，就算對她的的證詞持保留態度，我們也不能對Meta一貫的權力濫用視而不見。

這場反壟斷訴訟讓我們看見Meta的市場支配力，也看見它對言論、隱私、青少年心理與國際秩序的操控。當一個平台既能控制內容，又能影響選舉，還能與極權政府合作審查反對者，那麼它的角色早已超越科技企業，而成為無法被信任的資訊帝國。

本案並不只是美國的監管挑戰，對台灣也是不可忽視的警訊。台灣用戶對Meta相關平台的依賴程度極高，卻長期缺乏對其內部機制的審查與監督。我們仰賴平台散佈資訊、動員輿論，卻無從得知演算法如何排序、誰的聲音被放大或掩蓋。

正因如此，「數位主權」不再只是一句口號，而是關乎如何守護民主社會的核心議題。身處數位壟斷與極權合謀的前線與潛在受害程度最烈的台灣，建議我國政府應儘速重新啟動《數位中介服務法》的立法討論，建立跨部會平台治理制度，推動演算法透明立法、政治廣告標示法、平台問責條款，並強化個人資料外洩的公共通報機制。

※作者為中正大學傳播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