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與巴勒斯坦的衝突，長久以來成為國際政治的焦點，也是全球媒體最頻繁報導的悲劇之一。身為一個持續被地緣政治壓力包圍的台灣人，我們不僅應關注他者的苦難，更應反思自己所處的歷史脈絡與政治選擇。本文試圖從歷史敘事、語言權力、例外政治，以及台灣的地緣身份出發，重新思考錫安主義背後的政治邏輯及其對當代民主與共居可能性的挑戰。

歷史的選擇性與敘事霸權：誰能講述過去？

歷史從來不是客觀中立的紀錄，而是一種選擇性的敘事建構。錫安主義宣稱以色列建國是「回歸」古代猶太民族的國土，訴求有著兩千多年前耶路撒冷王國的歷史正當性。這種歷史敘事將土地描述成「無主之地」，卻有意忽略過去數千年來持續居住於此的巴勒斯坦人民。

巴勒斯坦人並非歷史的旁觀者，他們自奧斯曼帝國直至英國託管時期，一直耕種這片土地，建構社會與文化。錫安主義者常說：「一塊無人民的土地給一個無土地的民族。」這句話在語言上完成了對巴勒斯坦人存在的抹殺與否認。

1948年以色列建國的同時，約七十多萬巴勒斯坦人被迫流離失所。這個事件被巴勒斯坦人稱為「大災難」（Nakba），不僅是人口的流動，而是整個族群的創傷與消逝。建國的「回歸」同時也意味著另一個民族的「去居」，歷史被政治化為一方的合法性辯護，卻掩蓋了另一方的失落與痛苦。

這種歷史的選擇性不只製造持續的敵意，也阻斷了和解的可能。當以色列用猶太受難史構築道德高地時，它卻拒絕正視今日巴勒斯坦孩童在轟炸中失去家園的現實。歷史若無法共鳴與承認多方苦難，將成為永恆衝突的根源。

誰在命名暴力？國家、恐怖主義與語言的雙重標準

在國際政治語境中，武力的正當性常常被語言權力左右。以色列國防軍的空襲行動，縱使造成大量平民傷亡，卻被包裝為「反恐自衛」的正當軍事行動。反觀哈瑪斯的火箭攻擊，無論目標與規模，都被指控為「無差別恐怖攻擊」。

媒體語言中，誰的死亡被哀悼，誰的死亡被淡化，皆由背後的權力結構決定。被炸毀的學校、醫院、家庭中的兒童，不會分辨飛彈來自哪一方。對他們來說，死亡同樣殘酷，無法用合法或非法來辯護。

鄂蘭（Hannah Arendt）曾指出：「當政治成為純粹的行政管理，暴力就不再需要被解釋。」現代國家在這場衝突中展現的正是這種行政暴力：不講理由、不負責任，只靠軍購、衛星偵察和信息控制，決定誰活誰死。

這種語言的雙重標準不僅使衝突無法結束，更讓全世界陷入麻木與冷漠。當「恐怖主義」成為只針對弱勢方的標籤，我們其實是在容忍一種國家暴力的例外狀態。

夜市裡的中國啤酒、抖音的文化入侵、企業與政治的縱橫交織，這些都是現代地緣政治的戰爭形式。（蔣銀珊攝）

台灣作為周邊例外者：不在地圖上的恐懼

我們身處的台灣，像以色列一樣面臨強大鄰國的壓力。中國對台灣採取的是非軍事入侵式的控制策略：經濟滲透、資訊戰、統戰活動不斷。夜市裡的中國啤酒、抖音的文化入侵、企業與政治的縱橫交織，這些都是現代地緣政治的戰爭形式。

台灣的主權與民主在國際上處於懸置狀態。既非完全獨立的主權國家，也不被中國納入治理範圍，我們成了「例外的政治主體」。這種「例外」不僅在國際法上難以界定，也使我們在國際社會中難以得到實質保護。

以色列圍困加薩的策略與中國的經濟與文化滲透在本質上無異：都是通過空間限制與資源控制，將對方政治人格化為「威脅」，剝奪其政治主體性，造成「去政治化」的生存狀態。

台灣人有時在某種程度上欣賞以色列的強硬與科技優勢，視其為小國自保的榜樣。但這面鏡子映照出來的，不僅是生存，更是孤立與敵對。我們應當問：是否希望自己的未來只能有高牆與圍困？

例外政治的終點：你也可以被剔除

阿岡本（Giorgio Agamben）指出，國家的核心在於「決定誰屬於法律保護範圍內」，也就是「例外狀態」的運作。這意味著，國家透過界定「例外」，決定誰是合法公民，誰是可以被排除的存在。

台灣的移工政策、難民接納、戶籍制度，往往展現出這種排除邏輯。外籍勞工難以取得平等權利，原住民族的土地權益被忽視，這些都是「例外」的日常化。當我們拒絕給予某些群體平等的政治參與權，我們也在不斷建構新的「例外」，距離以色列與巴勒斯坦的衝突，其實沒有本質上的差異。

例外狀態的常態化，將導致整個社會的人權與民主被侵蝕。我們每一個人，都可能成為下一個被剔除的「例外」，無論因種族、身份還是政治立場。

未來是否可能？共居的困難與想像

列維納斯（Emmanuel Levinas）說：「當我看見他者的臉，我就有責任。」但當今世界，許多人學會將「他者」遮蔽，用標籤代替臉孔：恐怖分子、非法移民、敵人。這樣的遮蔽使我們得以繼續轟炸、驅逐、忽視。

巴勒斯坦問題告訴我們：若永遠只有單一敘事的勝利，那麼政治現代性不過是另一種暴力。共居的實踐，意味著徹底重寫我們對國家、主權、土地與安全的理解。它挑戰我們放棄以「零和遊戲」看待民族衝突，轉而承認彼此的共存權利與尊嚴。

對台灣而言，這不只是遠方的故事，而是對自身民主價值與政治未來的反思。若我們不願想像與不同族群共居的可能，無論是否獨立，都將成為另一個排除多元、固守單一敘事的國家。

結語：為了讓未來還有未來

錫安主義誕生於對歷史苦難的記憶，企圖以建國實踐尋求民族復興。但當這實踐演變成排除他者的武器，它背叛了自己的理念。歷史不是復仇的藉口，而是警醒我們不重蹈覆轍的基石。

「沒有一個人是孤島。」當我們仍相信這一信念，便該承認：今天的戰爭與災難，明天都可能成為我們自身的經歷。

不再問誰有權存在，而是問，我們是否有能力相信，一塊土地可以容納兩個民族的夢想，和平共居，沒有分割、驅逐與毀滅。

如果放棄了這份信念，我們所建的國家，不過是下一個被封閉、被排除的洞穴。

※作者為詩人，自由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