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界之外：當移民成為地緣博弈與價值對抗的槓桿

2025年6月，美國洛杉磯爆發激烈抗議與警民衝突。導火線是一場針對非法移民的聯邦突襲行動，數百人被捕，引發地方政府與聯邦對峙，國民兵進駐，催淚瓦斯與政治語言同步升級。總統聲稱要「恢復邊界秩序」，而地方首長則批評這是「對庇護原則與地方自治的踐踏」。

表面上，這是一場執法與抗爭的對立。但實質上，它揭示了當代全球移民問題的結構轉向：移民政策已不再是社會福利或人權議題，而是主權管理、國族建構與地緣治理的核心環節。

一、人口流動的地緣戰略化：主權競技的新場域

過去三十年，自由主義制度將移民視為經濟與文明活力的延伸。然而，在安全風險與政治極化上升的今天，多數國家已轉向以現實主義角度重新定義人口移動——不再視其為「合作資產」，而是潛在的制度不穩定因子。

美國、英國、歐盟等國逐步強化邊境控制、庇護審查與驅逐政策。白俄羅斯與俄羅斯更進一步，將難民群體當作外交槓桿操作，透過邊界放行製造鄰國政治壓力。此一模式顯示，移民政策已脫離內政範疇，進入地緣政治邏輯的操作區域。

移民作為治理對象的角色已定型，對台灣而言，這場全球轉向不僅關乎政策選擇，更牽動國族定位。（楊文琳攝）

二、亞太邊界政治：現實主義治理的「文明性版本」

亞太國家看似不涉難民衝突，但實際上也已全面納入邊界治理的現實主義邏輯。

日本在人口快速老化下擴大移工輸入，卻始終不承認自己為移民社會。政策名義上強調「技能實習生制度」與「臨時就業」，實質上卻以嚴格制度防堵文化融入與長期居留，延續其單一民族國族敘事的合法性。

韓國在勞動市場高度依賴東南亞移工與外籍配偶下，仍將「多文化家庭」邊緣化，社會主流持續排斥非韓裔子女進入正式制度結構。移民政策實質上採取雙軌模式：經濟依賴與文化排拒並存。

台灣則在維持「工具性引入」政策下，進一步透過國安語境排除中國籍人士與政治敏感群體。國族邊界在此明確轉向為「政治可靠性」的審查機制。

這些國家雖在制度上皆為民主政體，卻在面對人口流動時採取高度現實主義治理思維：高效率引進、低度認同吸納，形成技術治理與文化排他並行的「文明包裝下的排拒制度」。

三、移民作為象徵：從人口問題轉為制度風險可視化

隨著全球政治社會結構趨於焦慮，移民不再是個體性的社會問題，而是被制度化為象徵性風險載體。

在美國，拉美裔與無證移民被媒體與政治語言直接連結至犯罪、走私與社會秩序失控。

在歐洲，穆斯林難民長期成為公共安全與文化衝突的投射目標。

在非洲與東南亞，中國移工與商人則被視為新殖民勢力或地緣滲透前哨。

這些敘事機制反映的，不是移民本身的「行為問題」，而是社會、政權與制度的投射需求——將不穩定外化於「他者」之上，達成治理邏輯的可視性與合法性建構。

四、國族邊界的再定義：誰能被納入「我們」的範疇？

移民政策的核心問題，並非如何分配資源或設計程序，而是更根本的身份政治問題：何者有資格被視為共同體成員？

這一問題在亞洲尤其明顯。儘管勞動市場高度依賴移民，國族自我形象仍舊維持在「文化同質性」與「歷史延續性」的敘事中。這導致移民被制度納入，但在政治與文化層面始終處於外圍。

從韓國學校中排除移工子女的語言教育配套，到日本社區對於外籍租戶的潛在排擠，再到台灣「境外敵意國民」與「合法新住民」之間的認定差異，這些現象都指出：移民不再是社會學意義上的流動者，而是國家認同機制的「壓力測試者」。自由主義制度在這些問題面前所能給出的回應日益模糊，原因不在於其理念無效，而在於其結構已無法應對國內不穩與地緣競爭的雙重壓力。

結語：現實主義秩序已成主流，邊界治理進入常態政治

從美國街頭衝突、歐洲庇護政策轉向，到東亞民主政體的制度性排除，可以觀察到一個明確趨勢：移民治理不再是例外型干預，而是當代治理架構的常態模組。

主權控制、風險篩選與文化排除正快速成為跨國共識。自由主義提出的庇護、融合與多元原則，在現實政治中不再構成有效防線。相對地，現實主義強調的「主權可控性」與「人口選擇權」已全面進場，並透過行政命令、移民法修正與公共語言進行制度性重塑。

邊界已重構，移民作為治理對象的角色已定型。
 

未來的政治秩序將不再是自由與排他的選擇題，而是控制與安全的技術性再分配。現實主義不僅已勝出，更已滲入制度深處，成為國家機器面對全球不穩時的預設模式。

對台灣而言，這場全球轉向不僅關乎政策選擇，更牽動國族定位。
 

一方面，台灣作為亞洲少數擁有言論自由與人權制度的民主政體，長期以開放形象自居；另一方面，地緣壓力與身份政治使得移民治理高度政治化，不僅在中國籍人士上體現排除傾向，在對東南亞新住民的文化整合上亦缺乏清晰方向。

台灣必須回答一個問題：在全球現實主義秩序成型之際，我們究竟要成為制度封閉的跟進者，還是能夠提出一套兼顧安全、文化與正當性的本土治理方案？

這不僅是技術政策問題，更是關於「我們是誰」的國族敘事選擇。

※作者為國際政經評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