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還認識一個曾經以「比台灣人還台灣人的外省人」來描述自己，並且認真看待這個身分的南方朔。

我會了解這件事，來自我還沒和南方朔成為同事之前，一個高度火爆的場合。一九九七年，時逢「鄉土文學論戰」二十周年，林濁水國會辦公室在誠品書店地下二樓視聽室鄭重其事舉辦了研討會，我當時正在撰寫英文版的博士論文《台灣戰後政治經濟》，受邀也鄭重其事寫了一篇論文「為什麼會有『鄉土文學論戰』？──一個政治經濟史的解釋」，而主辦單位安排來評論我論文的，就是南方朔。

我宣讀完論文，南方朔開口說的第一句話就讓我火冒三丈，他說：「我最怕搞文學的人來談經濟…」接下來他夸夸其言引用諾貝爾經濟獎得主顧志耐對後進經濟發展的看法，說了一大段。等到我回應時，我很不客氣地逐點反駁：第一，我不是以「搞文學」的身分來參加研討會的，我寫了超過萬字清楚明白的論文，評論者應該好好讀論文，以論文內容而非對寫作者的身分揣測來發議論；第二，顧志耐是發展經濟學的大權威，但可惜不能算是台灣政治經濟史的權威，如果仔細讀我的論文就會知道我也有我的權威依據，那是劉進慶的經典研究《台灣戰後經濟》，評論者至少應該負責地說明為什麼他認為顧志耐比劉進慶的研究更深入或更可信，不能單憑顧志耐得過諾貝爾獎的資格。第三，評論者談了顧志耐理論如何運用在台灣經濟發展，卻完全沒有觸及我論文中提出的任何歷史解釋。

我當然知道，我的回應一定也讓南方朔火冒三丈。再由他回應時，他臉都脹紅了，說話更難順暢，他先提了我論文中說的一段：「那二十年間，台灣有很清楚的『農工同源』現象。勞工階層大多數具備農村背景，相形之下，也是在國民黨政治的操弄下，新移民的軍公教階層，就很少有人直接參與在工業化過程裡。由軍公教轉成勞工的，少之又少。這樣的社會變化模式，也對後來的族群互動和勞工的社會地位，產生深刻的影響。」然後突然，他非常情緒性的抬高聲調說：「我是外省人，我媽媽以前每天幫人家洗衣服賺錢，是真正社會底層的勞工好嗎！」

我嚇了一大跳，應該是在場的人都被嚇了一大跳吧。這件事我不可能忘記，一則是警惕自己衝動時會犯下咄咄逼人的錯誤，二則，更重要的，經過了一段時間，我了解了南方朔近乎失控發言的理由，深深感慨與感動。

確實，他在那樣一個很艱難，父親猝逝母親必須一肩扛起家戶生計之責的環境中成長，那樣的經驗塑造了他非常不一樣的身分認同。當他寫下「比台灣人更台灣人的外省人」時，他再真誠、再認真不過。他不可能否認自己「外省人」的出生背景，但他真的沒有在成長過程中得到任何從身份而來的優勢，也就不可能有對那身分的優越感。相對地，困苦的底層勞動家境，讓他對台灣社會有切身的認識與關切，還有，讓他很自然的有著左翼價值觀傾向。

他是個七０年代的中華民族主義者，因為對民族的深切認同而關注本土，要用一種探索民族文化的態度、立場來深耕本土。所以他出版的第一本書《中國自由主義的最後堡壘》，書名標示「中國」，但文章內容是：對《大學雜誌》的重量級分析整理、討論如何將外來的社會科學本土化、關懷台灣勞工權力問題、解析台灣選舉與社會流動關係…等等。還有一篇「到處都是鐘聲」是直接介入「鄉土文學論戰」的文章，並且評論了黃春明、鍾理和、奚淞等本土作家的作品。

那正是他「比台灣人還台灣人」的部分，應該也是他後來能夠數十年如一日為台灣讀書，不斷書寫督促台灣改革變化評論文章，源自生命最根柢的動力吧！（本文轉載自楊照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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