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台灣新聞傳播學界與新聞業界共同發起「拒絕平台剝削，搶救新聞產業」的連署行動，呼籲社會各界關注新聞業面臨的危機。這場連署不僅是業界自救的呼聲，更是一場推動新聞政策結構性轉型的契機。台灣若要讓新聞業活下來、專業留下來、民主撐下去，就必須走出「市場自生自滅」的政策惰性，迎向以公共政策介入新聞業重建與轉型的未來。

正如著名新聞學者Rasmus Nielsen於《新聞業需要的新政》（A New Deal for Journalism）所強調，新聞業的崩壞不是天災，而是政策不作為的結果。他主張，政府應以政策引導新聞業改革、創造永續生態。其核心主張包括：對數位平台課稅（如OECD與G7推動的全球最低稅負制）、設立由政府預算與慈善基金共同支持的新聞基金、承諾至少1%公共預算用於支持獨立新聞媒體，並創設促進公民直接支持新聞的制度設計（例如媒體消費券與抵稅措施）。這些主張，正可作為台灣新聞政策改革的參考藍圖。

新聞崩塌的現實：被平台掏空、被政府遺忘

2005年至2020年間，台灣新聞產業總營收下滑逾47%，記者人力縮編超過四分之一，地方新聞更大幅消失，形成資訊沙漠。與此同時，Google、Meta等平台透過演算法與免費使用新聞內容吸走流量與廣告收益，導致媒體只能透過標案與業配維生，嚴重侵蝕其編採獨立性與公信力。

台灣的數位廣告總額從2012年的116億元暴增至2023年的610億元，但傳統媒體廣告卻從425億元跌至210億元。新聞的商業模式已徹底崩壞，且目前仍無有效公共政策介入挽救之道。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負責數位政策規劃的數位發展部至今對於新聞平台議價、內容使用付費、以及平台課稅等關鍵議題毫無作為，無論是在立法倡議、政策倡議或國際經驗評估上皆明顯缺席。這種消極不作為的態度，讓台灣新聞政策在全球民主國家的改革浪潮中持續落後，甚至連基本議題設定的能力都尚未具備。

平台課責制度，台灣不只慢半拍

澳洲於2021年率先實施《新聞媒體與數位平台強制議價法》，要求平台與新聞媒體協商內容付費，若協商破裂則由獨立機構裁定，每年為新聞業挹注超過2億澳幣。歐盟則透過「鄰接權」機制，強化媒體對平台內容的法律主張。

台灣雖有呼聲推動立法，但在國內政治氛圍與產業結構限制下，短期內要實現強制議價機制仍存變數。儘管如此，政府絕不可放棄立法介入的正當性與未來性。與此同時，若跨國平台願意在台灣主動設立如「數位共榮基金」的支持機制，亦可表示歡迎，但我國政府亦應同步表達立法規範與問責的決心。

此外，台灣也應審慎評估對平台課稅的可行性，並將其部分稅收挹注新聞基金，作為制度化支持新聞業的財源之一。平台課責與立法不應被視為敵對手段，而是公平補償公共內容價值與維繫民主資訊生態的正當手段。

澳洲於2021年率先實施《新聞媒體與數位平台強制議價法》，要求平台與新聞媒體協商內容付費。（澳洲助理財政部長史蒂芬瓊斯和通訊部長米歇爾羅蘭 ／美聯社） 

新聞基金的必要與可行性

如《新聞業需要的新政》所提倡，新聞基金可整合政府預算、慈善捐款、平台稅收與公眾參與。英國BBC每年獲得約50億英鎊的公帑支持，法國則提供14億歐元的新聞補助，均顯示自由民主國家中，新聞業普遍獲得制度性公共支持。

台灣過去長期對新聞業缺乏政策扶持，幾乎完全放任市場主導其命運，導致新聞業陷入市場失靈與政治收編的雙重困境。如今，建立新聞基金機制，應成為政府主動介入的政策優先。

此基金應由獨立委員會管理，在不排除挹注商業媒體的基礎上，優先用於：補助調查與地方報導；支持小型與非營利新聞機構；改善記者勞動條件；推動媒體數位轉型與內容創新；鼓勵多語言與弱勢族群媒體。

此外，媒體消費券、數位新聞訂閱費用抵稅等公眾參與機制亦可同步試行，以創造更民主與互動的新聞資助模式。

新聞是民主社會的基礎工程，若不投資建設，將失去最根本的制度保障與社會信任。（美聯社）

公共資金支持新聞業：不是例外，而是必然

不少人擔心公共預算或平台議價可能損及新聞自由。然而如哈佛法學者Martha Minow所言，真正的違憲並非政府介入新聞業，而是政府的「不作為」，任由新聞業崩壞與假訊息橫行。只要制度設計堅守「內容中立、程序公開、委員獨立」，公共支持不僅不會危害新聞自由，反而是保障公共利益新聞生產最有效的方式。

但事實上，公共資源用於支持新聞業，在世界各民主國家已是常態。我國政府亦補助半導體、教育、藝文乃至政黨，新聞業何以單獨被排除於公共資助體系之外？

正如法國政府對新聞業提供年度高達14億歐元的補助，並未造成政治干預；相反地，台灣若持續讓媒體靠標案維生，反而容易淪為政黨工具，造成報導失真與社會撕裂。

重點並不在於是否接受補助，而在於：是否建立透明問責、編採獨立與制度設計周延的公共支持機制。只要媒體堅守專業倫理、制度設計確保透明獨立，公共資源不只可以、而且應該投入新聞業的重建與轉型。

新聞與民主的共生未來：從聲援到行動

新聞業崩壞並非宿命，而是人為與政策選擇的結果。面對科技衝擊、平台掏空與公信力危機，台灣社會必須作出明確選擇。政府應儘速推動平台課責與新聞基金的立法與實施，公民社會也應積極參與、監督並支持相關改革。

新聞是民主社會的基礎工程，若不投資建設，將失去最根本的制度保障與社會信任。新聞不是免費午餐，自由與能幹的新聞業也不是憑空而來。願我們不只是發聲，更能行動，一起守護台灣新聞與民主的未來。

※作者為中正大學傳播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