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經濟發展的學者很早就發現，檢視20世紀世界各國經濟成長的經驗時，經常會出現五個例外，即使改變模型的設定，依舊無法消除這五個例外，由於他們的表現是如此特殊，以致於難以與世界其他國家的趨勢放在一起，這五個例外就是我們所熟知的日本、台灣、韓國、香港與新加坡。

從其他國家的角度來看，台灣在極短的時間內取得極大的成就，例如在經濟高速發展時期反常地不同時惡化所得分配，所以被稱為奇蹟，後來不流血的政治民主化，也相當驚人。

這一奇蹟在世紀末隨著台灣內部的結構問題與中國崛起，從炫麗歸於平淡。台灣社會的高速轉變，也經常會遇到一些正常社會罕見的問題。

網紅朱學桓對新任行政院發言人谷辣斯．尤達卡（Kolas Yotaka）名字的歧視，獲得多數評論的批評。但是也有一些正常社會比較罕見的情形，例如朱學桓的歧視語言並不會為他帶來任何後果，電視的政論節目依舊固定邀請他上節目譏諷時政，或是台北市長柯文哲對毛澤東的崇拜，你無法想像美國國會議長崇拜史達林，或是倫敦市長崇拜希特勒，依舊獲得如此多數人的支持，與各種評論自帶濾鏡的擦脂抹粉。

這是因為「正常社會」並不如此常見，一個在加拿大土生土長受過教育的一般人，會對上述的現象感到不解，但是他所不知道的是，所謂的正常社會，其實需要各種條件的支持，對世界而言，正常社會即使算不上統計的例外，至少也絕不是多數。

歐美學術中有一種追求美好社會（good society）的傳統，例如我們追求經濟成長的目的，不僅僅是為了個人更好的生活，也是為了更美好的社會，是人們將彼此視為目的而非工具、視為整體的人群而非個別的分眾、視為社區共同體的成員而非僅僅是員工、消費者、支持者或是選民，即使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Robert Shiller 都曾寫了一本《Finance and Good Society》，檢討當我們承認金融對世界經濟發展如此重要時，目前的金融發展對美好社會的追求是否有所助益？

我也懷抱著同樣的心情對某些廣受歡迎的政治人物與公眾人物感到不安，這與選舉無關，我並不在乎誰當選市長或議員，或是誰有多少收視率或按讚數，我甚至認為台灣的選舉方式正是政治人物將人工具化，而逐漸遠離美好社會的原因。或者像朱學桓對歧視語言的反擊是找到Yotaka 酒駕的前科繼續進行人身攻擊，因為他知道這一點也不會妨礙政論節目繼續邀請他攻擊他人，也不會減少粉絲的支持。

但這些都是妨礙台灣走向美好社會的原因，我希望有機會詳細說明這種舊時代的觀點。

※作者為加拿大約克大學教授、本報專欄作者。本文經作者授權刊登，摘自作者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