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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國基專欄:那些年 美國華人圈的左派《編輯台憶往》之九

俞國基 2018年09月19日 00:00:00
當年紐約華人圈內有著一批知識程度甚高、待人溫和熱情,充滿社會主義理想的左派人物,而且大部分來自臺灣。(今日曼哈頓唐人街/維基百科)

當年紐約華人圈內有著一批知識程度甚高、待人溫和熱情,充滿社會主義理想的左派人物,而且大部分來自臺灣。(今日曼哈頓唐人街/維基百科)

我赴美從事華文報業工作,先落腳舊金山灣區,接觸的華人大致有兩種:一是臺灣去美的留學生,學成後留在美國,大部分從事教學工作。這一類華人,不具有強烈的政治傾向,他們享受美國的自由空氣,以及高收入的薪俸,因此均在美成家立業,心理上已準備做一輩子美國人,加上所生子女也都接受美式教育,即使年老有意返臺定居,幾乎已無可能。但是他們在感情上仍心繫故國,難以忘懷鄉情,因此華文報紙乃成為他們唯一的寄託。有人認為,華人生來有文字情結,看到中文,如見親人。這也是華文報業在美尚能有生存空間的最大原因。這一類學者型的華人,分佈在大灣區的各個小城,假日結群駕車來華埠與友人約會,享受一頓家鄉大餐,接著就買足前一周想看的華文報紙,回家後細細捧讀,聊慰思鄉之情。

 

聊慰鄉情 嗜讀華文報紙

 

另一類臺灣來美的華人,大部分住在大洛杉磯地區,從事工商企業,也有部分在大學任教。他們以本省籍居多數,政治意識強烈。那時,臺灣獨立的呼聲並非顯學,但反對國民黨的集權統治,幾乎是一致的理念。他們逐漸締結成為小團體,假日相聚談論政治,激發出彼此間的同志感情,並凝固為一股力量。他們渴望有一份能表達政治理想,並能形成遊說美國某些國會議員的壓力。

 

那時我在舊金山遠東時報擔任總編輯,老闆是吳基福先生。吳先生在臺灣擁有事業,並從事眼科醫療工作。他與這些反國民黨份子並無深交,但感情上卻同情他們的革命理念,遠東時報遂成為美西地區一份串連臺灣民主人士的「聯絡辦事處」了。

 

我在灣區工作約兩年,卻很少聽到或遇到華人的左派份子。在中國城內,我曾看到很多支持大陸文化革命的標語。或貼在牆上,或寫在地面的石板上,有中文也有英文,甚至英文比中文多。後來我訪問一些當地的老華僑,據他們說,美國有一派年輕人(現今稱之為「知青」)對中國大陸的情況一知半解,但對社會主義頗為嚮往,認為文化革命不但前衛,而且極具理想性,尤其破舊求新,不就是進步的政治前景嗎?他們不滿意美國的資本主義肇致貧富差距過大、社會福利遠不如歐洲各國。中國大陸的文化革命是否也是一種邁向社會平等的模式?這一小部分的知音,在激情過後,也就偃旗息鼓,看不到他們有更進一步的行動。至於一般老僑,生活極為保守,由於知識不足,根本談不上什麼政治主張。中華公所是他們聚會與交換情報的大本營,而中華公所常年被國民黨掌控,國民黨自革命時期即與他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也許與孫中山先生是廣東人有關),國民黨在內戰中敗逃臺灣,他們仍然不忘舊情,每逢節日,必定懸掛中華民國國旗,鑼鼓喧天,以示慶賀。他們與我們這般談民主、自由、改革的人士,幾乎是「一邊一國」,老死不相往來。他們之中,絕無左派,對臺獨也只是望文生義、一知半解,甚至與在地的中國大陸領事館亦無互動與來往。

 

紐約華人左派滿懷理想

 

我於1981年赴紐約中報就職,踏上紐約的土地,立刻感受到紐約與灣區有著很大的差異:紐約華人圈內有著一批知識程度甚高、待人溫和熱情,充滿社會主義理想的左派人物,而且大部分來自臺灣,而不是大陸。這使我非常震撼,引起我相當地好奇。他們主動與我交往,他們的熱情與無私,竟讓我深受感動。

 

最先與我交往的是任職聯合國中文處的花俊雄先生與湯錦台先生。花先生也出身於臺大歷史系,赴美進修後,即進入聯合國任職。中華民國在聯合國席次易手後,任職秘書處的文職人員很少異動。一方面大陸缺少這方面的專業人才;一方面發覺臺灣來的這批菁英大多對國民黨深為不滿,而對大陸的改革反而寄予期待。這批菁英,由於聯合國的待遇優厚,退休後亦有相當保障,加之他們持有聯合國護照,可以自由出入任何會員國。這些特權使他們眼光遼闊,不受政治制度或意識型態的侷限。他們在聯合國任職,當然也見識過外交舞台上的爾虞我詐,以及國際政治幕前幕後的動作,他們都能脫開美國的觀點,觀察到美國在亞洲及中南美的軍事霸權與資源的掠奪,因而滿懷社會主義的熱忱,寄望中國大陸在文革後能作徹底的反省與思想的沉澱,找出一條東方式的社會主義制度,凝聚力量,站到世界的舞台,發揮其影響力。他們那種天真的思考,以及帶有民族感情的觀察,對我們這些來自臺灣的叛逆份子而言,不僅在生活上給予我們許多異地適應上的指導與援手,也經常提醒勿落入美國是世界中心的思想框架。他們也警示我們勿以紐約為美國的生活樣版,只要離開曼哈頓十五分鐘的車程,就會看到完全不同的生活面貌。

 

花俊雄先生退休後,曾來過臺北,但是他後來正式進入中共的組織圈內,當年的熱情已不復見。湯錦台先生則從事純學術工作,致力於客家人起源與流動的探討,並出版好幾本有份量的著作。他所寫的「千年客家」一書,已成為客家史的經典之作。書中推翻了若干客家人移民軌跡的錯誤傳說,也建立了很多新的觀點,他祖籍苗栗,現在那份社會主義者的熱情,是否已被純學術工作的鑽研而取代,就不得而知了。

 

紐約曾有一群滿懷左派理想的華人。(1988年紐約曼哈頓/維基百科)

 

特異嚴昭 百分百左派

 

講到左派人物,就不能不提到鼎鼎大名的嚴昭先生。他真是一位傳奇人物,也是我這一生交友中最奇特的「稀有動物」。

 

嚴昭可說是極端的社會主義狂熱份子。他雖生於大陸,卻長於臺灣。高中畢業後,考入陸軍官校,受到嚴格「黃埔式」的軍事訓練與思相改造。他畢業後曾發奇想,要求帶一支軍隊從中亞潛入新疆,由中國西北反攻大陸。這當然是僅有熱忱、毫無理性的思考,但在當時軍中亦曾傳為佳話。他何時脫離軍職、何時遠渡重洋跑到美國,從未見他提及。但在紐約,華人圈都知道他是百分之百的社會主義信徒,而且是百分之百的實踐者。

 

他家居極為簡樸,可以用蝸居形容,除了一部代步汽車外,家中看不到任何較貴重的飾物,他結婚兩次,第一任妻子由於與他的理念不合,因而求去。他與第二任妻子有相當的默契,看來感情融洽。他們過著低收入式的生活,而樂在其中。他對待朋友十分熱情與大方,對社會上的種族歧視、貧富不均,以及弱勢族群都不惜一切代價予以援手。他駕車在郊區行駛時,只要看到路旁有車子拋錨待修,一定停下來詢問是否需要他協助修理。

 

他以打零工維持生計,因為常與下層社會接觸,因而說得一口人人易懂的英語,他經常利用這個專長,到各地演說、座談,闡揚他的理想。反正美國是絕對言論自由的國家,無人干預他的行動,但響應者卻為數不多,並未引起任何社會與思想的漣漪。他同時擔任紐約「華僑日報」的董事。這是一份由中國大陸官方間接出資操控的華文報紙。讀者不多,編輯水準也普通,但由於它是中共的喉舌,從字裡行間可以嗅出中共官方的意見與指標。這雖是一項可供參考的媒體,但斯時中美國力懸殊,中國仍在一窮二白階段,赴美留學生不多,經營大企業者更絕無僅有,因而只有某些對中國有民族感情,或代理一些中國產品有利害關係的人物,才是這份報紙的讀者群。嚴昭在該報的主導性,由於他的熱情與執著,不問可知。該報的編、採、主筆,大多來自臺灣,嚴昭亦然。他們相處融洽,沒有意見上的對立,反而在生活習慣上有更多的共同性。這些同仁待遇雖不甚理想,但華人在美,如非具有特殊技能,僅靠一支書寫中文的筆,而能求得基本生活者,算是幸運的一群。即使有相異的政治主張,平日亦略而不提,吃飯第一。

 

左派轉向?對中國失望?

 

我於1987年離開美國後,即未再與嚴昭有任何聯絡,但95年他突然自美返臺,給我一通電話。我立刻約他見面吃飯,談談別後的情況。在電話中,他要求蔬食,並說明他已是虔誠的佛教徒了。見面後,果然發覺他慈眉善目,已失去以往追求社會主義、心向祖國的那份傻勁,他與我談論佛理,仍具有源自內心信仰的熱情與悲憫世界的慈悲感。我暗示他佛教修行的最終目的,便是拋棄執著,而過度的擁抱信仰,是否也應列為「執著」項下?他笑而不答,當然了解我話語中的隱義。歸途上,我仔細思量,他由狂熱的社會主義信仰,再皈依佛門,似乎是令人難以思議的一條彎路,其實皆源於他那顆純真與慈悲的心念而行走的不同道路。當他的熱情投注於社會主義與共產政權時,必然發現他的夢想與理念,與執政者的行為與方向背道而馳。當他猛然醒悟之後,才會轉向佛法,因為他想改造社會,他同情社會上的弱者,他鄙視偽善,尤其是當權者的偽善。他最終走上佛道,並不足奇。

 

我在上文中曾寫過陳玉壐先生,他的人生與嚴昭幾乎是同一模式,從早期留日時,對社會主義的嚮往,歸國後被警總一度判處死刑,後獲釋赴美進修,取得博士學位,然對中共的期待與幻夢並未稍減。生活像苦行僧,而文采出眾,獨具識見,晚年也鑽研佛理,回臺後,任教於佛光大學。這兩位好友個性有異,但人生的道路幾乎同型,從他們身上看到了情隨事遷,也看到「真性情」的偉大可敬。

 

我與左派 建立深厚感情

 

我們這一批在紐約打拚的華文新聞鬥士,基本上以批評國內政治為主旨,很少涉及中國大陸的國內政治與社會新聞,一方面資訊來源甚少,一方面也從無記者派駐大陸,我們對大陸的了解,除了英文的報刊外,華僑日報反而提供了不少可供參考的新聞與評論,因此嚴昭以及華僑日報的部分同仁與我們相交,並無政治上的敵意。他們報導的新聞,有些都是我們笑談的資料,他們的工作人員也對此非常有「笑感」。我們的取笑,他們也不在意,大家哈哈,一語帶過。只有嚴昭這位死忠的社會主義崇拜者,一臉嚴肅地對大陸某些明顯「假、大、空」的新聞,竟能賦予一些理論的闡釋,對某些權力人物的作偽、貪污,也為之設詞掩飾。最可笑的是,他以一份忠心耿耿的心態看待這些稚子皆能體悟的假新聞,他心地善良,近乎幼稚,但這份天真,仍讓我覺得是一個可以信賴與交往的朋友。

 

其實當時在美的真正左派華人,為數不多,其他的臺僑,以學者或學生佔多數,這批學者型的人物,與我們鼓吹自由思想的報界人物,建立了良好友誼,常常引介我們赴各大學演講、座談。我曾受邀至麻省理工學院對臺灣留學生演講,主題包括臺灣的黨外活動,以及臺灣未來民主化的發展等。他們對這些問題均保持極高的興趣,證明他們對臺灣這份土地的感情,仍有臍帶式的期待。

 

另外一批學者乃早期來自大陸,因國共內戰而留在美國任教。中國從共產革命再進行文化大革命,他們對這個「祖國」已不存任何期待,反因接觸到臺灣來的各界菁英,對臺灣抱持相當的希望與感情。這批「中間派」的學者,與我們相交後,對臺灣更具殷望,甚至認為臺灣可作為全中國的一盞明燈,照亮中國未來的發展提供學習的模式。

 

那時我任職中報,最熱心鼓勵我們的學者有哥大的唐德剛、夏自清,以及哈佛的杜維明等知名教授,甚至西岸的史坦福大學的阮大仁教授,亦常為我們撰稿,他們後來都成為我的至交,除了學術範圍的討論外,也論及許多文壇逸事與學界緋聞,妙趣橫生。

 

傅朝樞左傾 我離開中報

 

我們當然不屬左派,除了對國民黨不假辭色,並沒有鮮明的政治立場。因此左派並不討厭我們,獨派反而對我們深有期待。嚴格說來,美國東岸的讀者群,對我們的新聞專業與政治的中性,都有很高的肯定與嘉許。對我個人而言,離開中報固屬遺憾與失望,對中報而言,損失更大。回首往事,傅老闆的左傾,固然是貪圖老共的財務挹注,但從大局而言,卻十足是一項大錯特錯的敗筆,因為即使要為中共作海外傳聲筒,也應隱藏身份,秘而不宣,使報紙在美國華人圈內獲得高度的評價,而後你的言論與新聞才能獲致效果,否則旗幟鮮明,一看便知是政治八股,有何宣傳可言?

 

中國大陸於1978年「改革開放」後,即陸續有少數具有特權的人物赴美訪問遊覽。這些當年從事社會主義革命的角色,與我前文中提到的嚴昭與花俊雄等人,大異其趣。他們到美國幾乎完全是集體行動,除了少數留學生外,很少有個人行程。我對他們的觀察,有幾點感想:

 

一、他們對西方事物欠缺了解。包括政治制度、風俗民情、價值觀念、生活習慣、知識傳播、言論自由等。他們充滿好奇心,打破沙鍋問到底,有些事物令他們搖頭歎息,有些事物則令他們嗤之以鼻。

 

二、他們的英語不足以了解美國與中國的差異。但我曾遇見英語極佳的名演員英若誠先生。由於他出生於英國,自小在英語環境中長大,他的父親是英千里教授,任教於臺大,也是我的恩師,其英國文學的造詣至今尚為人稱道。父子為何分居兩岸,不得而知。英若誠因常帶領文藝團體訪美,經由朋友介紹而認識。初識不久,他即要求我帶他們去參觀脫衣舞演出。在那個時代,道德壓力極強的大陸與臺灣,對脫衣舞都充滿了好奇。當年我的老師孔德成先生初次訪日,歸來後最津津樂道的,便是去東京看了脫衣舞。

 

卡斯楚街是舊金山有名的同性戀出沒之地,當年大陸人士直言這是一個墮落的社會。(2005年卡斯楚街/維基百科)

 

訪美大陸團 最好奇脫衣舞

 

大陸這個訪美的文藝團體包括作家、演員、畫家等,其中也有曹禺的兒子,大家聽說要看脫衣舞,都興奮莫名,我問英團長,你們看脫衣舞,回國後如何交代?他的答覆是:「就是看戲囉!幹嘛要說是脫衣舞?」我們都哈哈一笑。由於大陸過度閉鎖,這些世俗文化當然是他們最好奇的一環。

 

他們也要求我帶他們去「卡斯楚街」一遊。這條街是舊金山有名的同性戀出沒之地,有酒吧、咖啡座,也有雜貨店,簡直是同性戀的活動中心。甚至這條街上的銀行男性行員也打扮得嬌滴滴,毫無隱諱,對我們東方人而言,當然是文化的衝擊,但這絕不能代表美國文化,只能說是另類。由於美國崇尚自由,絕不干預,竟而成為觀光勝地。大陸人士所受到的震撼,自不待言。他們直言,這是一個墮落的社會。

 

那個時代的大陸人士,仍以他們國內的眼光看美國,以偏概全,認為美國的資本主義社會是墮落的,是腐敗的,他們忽略了美國的多元性、開放性,也沒有看見美國的主流價值以及民主、法治的那一面。他們羨慕的,反而是美國人生活的優裕與龐大的超級市場,更羨慕他們物資豐盛,購買力極強,以及人與人之間的開懷暢談與沒有猜忌。因此他們在口頭上批評資本主義的負面價值,而內心中卻藏著羨慕與自卑。在學術界,他們仍不敢直接表達自己的意見,在座談會上,言論一致,不敢放言高論。

 

某次在柏克萊的校園座談會中,邀請了好幾位大陸來美的學者,座談會分為兩場,上午場以中文發言,晚間一場用英文發言,參與座談的學者日夜不同。我兩場都參加旁聽,聽完後的感想是:除了代表人選不同,中、英文不一樣外,所有內容完全雷同,無一例外。顯然他們是使用通稿,避免犯錯。可見那時雖然標榜改革開放,對外言論仍需經過嚴審,口徑一致,以求安全。

 

大陸留學生 社會主義夢醒

 

當時來美求學的留學生,過程是相當辛酸的。他們的學費與生活費用,基本上是仰賴在美的親屬關係。他們說,出國時因為外匯管制,所能結匯的金額只有美金一、兩百元,甚至更少。他們到了美國機場,通常只剩下幾十元,不敢叫計程車,因為不知道得花多少錢,只能等親屬來載。但無論如何,他們對美國非常嚮往,思想的自由,生活的富裕,學術的水準,以及多元的社會,都是他們所不能想像的。

 

留學生這股力量,後來對中國影響很大,他們很用功,即使生活艱辛,也不像臺灣學生般鬼混。後來的三十年,對中國的發展有相當的作用。

 

以大陸赴美的官員與留學生比之臺灣在美的左派人物,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兩者的明顯差異。臺灣的左派充滿理想,胸懷大志,有民族情感,有故國的思念。一方面承認資本主義多元化的優越性;一方面也透識資本主義的侵略性與財富分配的不公。弱國的苦難,以及其本國的邊緣人物,都是他們同情的對象。

 

大陸來美的人士,尤其是留學生,大部分都避談政治,而千方百計的想長期留在美國工作、成家,很少有故土的思念。社會主義對他們是一場噩夢,看到美國的富強,這場夢就醒了。

 

當然,廿一世紀開始,一切又有新的改變,那是後話了。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台灣大學歷史系畢業,服役後,考入師範大學中文研究所與故宮博物院合作的中國美術史專班。畢業後,進入故宮博物院任助理研究員,從事藝術研究工作三年半,後轉至新聞界,曾任:臺灣時報總編輯,臺灣日報總編輯。1979年赴美,曾任:舊金山遠東時報總編輯,紐約中報總編輯,紐約美洲中國時報總編輯、總主筆,紐約北美日報社長。1987年返台,任中國時報總主筆,1996年轉任自由時報副社長。2014年退休。作者見證過去近50年台灣新聞史,《編輯台憶往》為其記者生涯的回顧,獨家於《上報》連載。

 

【延伸閱讀】

●俞國基專欄:我與江南 兼述陸鏗與崔蓉芝的黃昏戀-《編輯台憶往》之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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