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生曾經被嚴重撕裂、錘斷，所以很少有超過四十年相識而迄今仍會有往來的好友。

年輕時代的同學、友人都因為我超過四分之一世紀的漫長囚禁而淪為陌生。即使一起被捕、同囚也因為對方出去當外役，而我一直關在押房中苦讀潛修十年二十年之後，彼此連談吐都異味了。更常的是隨著政權輪替我仍堅持原則、信仰、價值，多少「同志」從此分道揚鑣。這種感觸常常令我感傷，有時也會有悲涼之情盪漾⋯⋯。

尤其黃昏時分早已到來，偶會細讀相交有幾人⋯⋯？

2009年我們舉家搬到汐止的「綠野山坡」社區，這是一個老舊卻很寧靜的透天住宅，房價低於山下或新蓋的很多很多。過了一段日子我的助理告訴我，田弘茂院長在找我，希望我回電到他的辧公室。電話一接通，他說：

「主席，我知道你搬到我們社區來了，你怎麼都不在家？還是你是狡兔？」

「我都在啊，即使出去晚上也多會回來。」

「我已經去府上按了很多次電鈴了，都沒有人回應。」

「我家有裝電鈴但不通電，避免三不五時會有不速之客。」這是名人的困擾之一。

「難怪。」他笑著說：「但我每天都坐在客廳監視你，看你是不是要再作亂，我好去舉報。」

這是好友間的戲謔，有時可能也會被扭曲誤解，惹引一身騷。

原來院長的公館就在我家的上方斜坡隔著三條小弄，從田府客廳就看得到我家的紅屋瓦頂。從此我們兩家就更常往來，田夫人對兩個小女常表關切，偶爾會送小女小禮物。野鶴生涯有少許智慧的好友往來是人生快事。

前幾天，田弘茂院長到寒舍參加二女兒施笳赴美上史丹福大學的惜別會。他特別提早到叮嚀施笳：

「史丹福大學是世界頂尖的一流大學，妳能被錄取太了不起。史丹福設備一流，老師一流，學生也是世界一流的，妳在那裡唸書不要急著畢業。有人想唸三年就要畢業，妳可以唸五年，妳會學得更多，獲益更豐富！史丹福大學唯一的壞處就是校園太美，氣候太怡人，會讓人像在渡假。」

我家這些年的各類政經文化外交兩岸的討論會他常常受邀參加，施笳跟姊姊小板總是旁聽生，他也算是孩子們的老師群之一。他的觀察常有亮點，對孩子有引領功能。

那夜，田院長說即將八十大壽，門生們計劃替他編一本專集，不談學術、權位，側談人生掠影、希望我能寫點交往瑣事。

當下我就覺得：正經八百的大事如果值得被珍惜已經有網路記載，論文著述留下痕跡，不必我寫。反倒是像走過羊腸小徑，蛛絲迎面纏臉讓人不知所措，既要撥走蛛絲又要找蜘蛛是否落在身上的剎那會立即驅逐盤之不去的惱事，讓人轉念。或者正挽著情人徜徉在昏暗的路中突然踩上一大坨新鮮的狗大便，「嗞、嗞」聲伴著腳底軟軟的感覺和一股臭味順著褲管冲上鼻頭的雞皮疙瘩的混身不對勁也會不自覺地飆句髒話，情趣頓時變味。一個常常沉溺於沈思中的人對此類偶發的劇情特別有感，因為它會吸乾你腦中的思想、煩惱，打斷你僵化的思緒引發聯想，導入另一個新意境中而有意外的領悟⋯。我就是一個常常愛讀一些小品文的人，它會讓人從嚴謹的邏輯中逃逸像越獄成功般。我喜歡它的非學究氣的人性味或者是種非刻意營造的詩意。所以就欣然答應了。我説我只會隨興走筆，我不會歌功頌德，漫談我生命中的好友田弘茂敎授，雖然我們兩個人一生的身影和腳步很不一樣。

第一次見到弘茂兄好像已經是四十年前的事了，一切影像都已模糊不清，如真似幻⋯⋯

那是一九七八年秋，在漫長肅殺的戒嚴令下台灣第一次出現一個全國性的反對派組織「全國黨外中央民意代表助選團」，簡稱「全國黨外助選團」。在那個連立法委員都不敢在立法院之外設立辦事處、服務處，也不敢聘任助理的年代竟然冒出一個全國性的非國民黨的反對派組織，許多有意識的臺灣人都會替這些人揑把泠汗，都在猜測蔣經國什麼時候會下手抓人。獨裁者是絕對不允許被統治者成群結黨的。「全國黨外助選團」總部就設在台北市民族西路一幢三層樓的三樓。原本是空屋，樓下才被黃天福租來做他的立法委員競選總部。三樓是免費借用的，也許屋主也知道若出租做黨外總部，可能會被牽連，乾脆被黃信介委員「借用」了，有事時還可以推說不知情。

這個「全國黨外總部」頭銜很大，外表卻一點都不起眼，內部也完全沒有裝潢。辦公桌椅全是借用的，舊的，隔間也是原來的。我的臥室在最後方的小空屋連浴室和床都沒有，床是我把兩張長型的直背椅合併的。有個晚上睡覺我翻身就把椅子推開了，我掉到地上，然後才用繩子把兩張椅腳綁在一起，像張床了。洗澡只能用廁所內的水管冲澡，沒有熱水。

這個總部雖然簡陋但內容卻是空前的豐富。二二八事變後臺灣人全被嚇破膽了，屈服成為人的天姿，順從變成人民的美德。反抗就是背骨，人人皆曰可殺。這個「總部」竟然發表了十二大政治主張，高舉「政治人權」（自由）、「經濟人權」（平等）、「社會人權」（博愛）;還設計了一個標誌:一個緊握的拳頭，被橄欖枝圍繞著，意思是「人權就是用拳頭掙來的」。總部還設有總聯絡人:黃信介。總幹事:施明德。中部、南部、東部也設了聯絡處。

「助選團」第一次在台北中山堂舉辦全國黨外候選人大會，總聯絡人黃信介當場宣布:「唱國歌時,把歌詞中的吾『黨』所宗改為吾『民』所宗」。也許這是黃信介的智慧之舉，刻意引發政治衝突，打響助選團的名號。果然，立即掀起前來鬧場的「反共義士」的抗議怒吼！文字媒體、電子媒體立刻群起圍攻、醜化、威脅…。「黨外助選團」剎那之間名揚全國！只改歌詞中的一個字，不必花一毛錢就有國民黨御用媒體義務大做廣告！駡名、醜名、惡名也都是名。在不正當的時代，信者恆信，不信者恆不信。打開知名度，才是硬道理。

對順民來說，這是大禍臨頭的徵兆；對反抗者來說，這是翻身的號角響起來了。這是228事變後30年來台灣人第一次敢于集體奮起爭人權，爭自由。「總部」自此訪客不斷，全國黨外候選人主動前來報到，或爭取被總部承認、接納。外國媒體、人權團體第一次看到台灣人民有了「異相」,也紛紛親自拜訪或越洋訪問。美國台灣之音負責人張楊宜宜也從紐約建立起和總部的熱線電話…。

選戰越劇烈，各地國民黨的黑手紛紛出手、行動、醜化、栽贓之詞紛至沓來，各媒體大肆攻擊黨外候選人，把「總部」形容成「黑拳幫」。萬年國會的老賊在中央新村的豪宅耳語:「投票日就是我們的死亡之日，他們會發動另一波中壢事件。他們的總部現在是由一個被我們關了15年的叛亂犯在控制指揮，他一定不會放過我們…。」

有一天，「總部」突然有兩個40歲上下的斯文人來訪。一位高高的，相當粗曠，自我介紹是「林山田」教授，同時介紹另一位台南同鄉「田弘茂」教授。這是那個年代第一次有台籍教授敢公然拜訪「總部」。那天我對那位林山田教授特別有印象，他笑起來大嘴巴幾乎把整個臉分成上下兩截。他自稱出身警官學校，他説他警界的老同學告訴他，特務方面的判斷投票日會發生大事。問題只在是「黨外先出手，還是國民黨先出手?」

「總幹事你和黃信介委員必須特別小心。」自稱林山田教授的陌生人靠近我耳朵竟然悄悄告訴我這個訊息。那個田弘茂敎授很少發言，始終流露善意與關切表情。

這類訊息我已不是第一次收到，多是輾轉地私下訊息。這是第一次有陌生人跑到總部，報上名號直接告知。我可選擇相信他們的善意，也可以解釋這是特務的攻心技倆。在特務密布的戒嚴令下，人性被扭曲是常態常姿。

不知道為什麼，我當時是選擇了相信他們是友善的一方，而不是把他們歸入特務的一方。多年後的交往，證實我當年沒有誤解了他們。

第二次先後再見到他們，處境已經有很大的改變了。

1983年我又被囚禁於火燒島，國際關切不斷，有一天我的獨囚房隨著一陣子人聲被打開了。一個端著架勢的老人在典獄長隨侍下率先踏進我的囚房地板，典獄長，還有一個立法委員洪昭男也跟著都踩進來。那個顯然是頭頭的人先開口說:「我是監察委員王爵榮,代表中國人權協會來看施先生…。」他的話沒有說完,我就打斷他:

「這是我的床！你們怎麼可以穿著鞋子踩上我的床！」

聞聲，這夥人立刻一個個退出房外，把鞋子脫了才又踩進牢房。這時我才看到林山田也尾隨其後。

我第二次看到田弘茂則是更晚的1990年底，我剛出獄不久受邀訪美，在美國台灣同鄉會長楊黃美幸家中聚餐。這次，弘茂兄像一位教授般斯斯文文的談著他對美中台關係的分析。

在這種信任基礎下近三十年來我們一直有交往。這些年我家常常舉行政治、經濟、外交、兩岸和文化、兿術的沙龍式棸會。與會人都是當代菁英，最大的特色是包含藍、綠，尤其要能尊重異見、異議，不認同也要能尊重。即使像郝伯村院長到寒舍多次參加「兩岸關係五原則」的討論，也能靜聽陳明通、洪奇昌等的台獨立場，反之也同。台灣當今最大的悲哀就是戒嚴餘恨未解，統獨沒有建構起「雖不滿意，勉強可以接受」的共同主張。尤其是國人仍不能坦白承認台灣確實有「一九四五年歷史大海溝」的事實一一在那年以後到台灣的新統治者及其跟隨者和原來的台灣被統治者之間的歷史背景和記憶的巨大差異。這種差異自然衍生雙方截然不同的史觀和選擇，包括政治立場。不承認不接受這種事實，台灣永無寧日，永難和解，惡鬥、對抗、仇恨就找不到終結之日。任何堅持同文同語即是同種的主張都是覇權思維，既背離史實又淪為替政治服務。就像「臺灣人只有長山公，沒有長山媽」、「楊傳廣五百年前和楊家將是一家親」般荒謬。文化可以認同，血統自有體系。在我家的沙龍，這種「歷史大海溝」是被承認並尊重的。田弘茂院長是我家聚會的常客，很受歡迎。因為他會表達也會傾聽又常分享他的最新經歷，即使有異聲他的風度都很優雅。他擔任新職不會預告，突然缷任也只是淡淡不語。智慧的人生已高度豁達，和田院長相處總是輕鬆自在，不覺他已八十大壽。

人生曲折，高潮迭起，從沒有想過會有個中秋時分能輕輕鬆鬆地和嘉君、施笳在史丹福大學的棕櫚樹大道漫步，迎向大教堂。嘉君突然說：「田院長對史丹福的形容很具相。」然後問我：

「你可以對田院長下個簡單的形容嗎？」

「學者、外交家，台灣紳士。」我說。

「紳士，這頭銜下得最好。」她說：「臺灣已太少紳士了。幸好，我家也有一位。」

歷經滄桑之後，我一直要求自己必須像個紳士。

※作者為前民進黨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