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與川普的第一次會面中，我觀察他，想要看出他如何在自信與謙遜間取得平衡，想要看出有無跡象顯示他具有明智的判斷力。我承認，我一開始其實是滿腹懷疑的。他在競選期間給我的印象，是一個極度沒有安全感的人，導致他不可能表現出謙遜，也不可能自信、謙虛到可以開口問出「我有沒有漏掉什麼？」這個對做出明智判斷至關重要的問題。但那天在川普大樓，我觀察到的不夠多，看不出這樣的評斷是否正確。當天他態度內斂、嚴肅，十分合宜。

克萊珀總監進行情報體系評估簡報，如同他在歐巴馬總統與八人幫面前簡報一樣。

有人問了幾個問題、給了一些回應，坐在後排的湯姆．博塞特說得最多。在討論俄國干預大選的時候，我記得川普沒有插嘴，聽完後只問了一個問題－說是問題，其實更像陳述－「但你們認為對結果沒有影響，對吧？」克萊珀回答說，我們沒有做這種分析，因為這既不是我們的職責也不是我們的專長。我們能說的，就是沒有發現證據證明計票遭到竄改。

我覺得特別啟人疑竇的，是川普和他的團隊沒有問出口的問題。他們即將領導的國家遭到外敵攻擊，但他們卻完全不問俄國未來可能會造成什麼威脅，也沒有問我們可以做什麼準備以因應這些威脅。在我們四個人，包括兩位歐巴馬政府任命、即將卸任的官員面前，總統當選人與其團隊反而立即開始討論策略：如何說明俄國的事情、如何把我們剛剛告知的資訊講得天花亂墜。蒲博思開始描述為了這場會議而發的新聞稿是什麼樣子，川普團隊開始爭論這些發現要怎麼操作才能獲得最大的政治效益，好像我們不在房間裡一樣。先發言的是蒲博思，彭斯、史派瑟、川普都隨後加入討論。他們急著強調選舉沒有受到影響，也就是說川普不是俄國人選出來的。克萊珀插嘴，提醒他們他六十秒前才說過的事情：情報單位不分析美國政治，我們對此不表示意見。

前兩屆總統任內，我曾多次參與向總統簡報情報的會議，但從來沒見過歐巴馬總統或小布希總統在情報單位首長面前討論溝通或政治策略。政治與情報，兩者間一直有道界線：情報單位負責事實，白宮負責政治遊戲、舌燦蓮花，而且白宮自己決定要怎麼做就好。伊拉克戰爭中對於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錯誤情報，讓我們學到火辣辣的教訓，「永遠不要把政治和情報混在一起」。我看著眼前的景象，試著對自己說，或許是因為川普和他的團隊對這種事情缺乏經驗；川普當然沒有任何從政經驗。但很快地，政治和情報間的界線開始消逝。

我坐在那裡，眼前奇異的畫面充盈心中。因為實在太奇異、太戲劇性，我不斷想驅除這個畫面，但它糾纏不去。我想到的是一九八○、九○年代，我還在曼哈頓當聯邦檢察官時，紐約黑手黨的社交俱樂部：拉芬尼提、帕爾瑪男孩、花園咖啡……我無法驅散這個畫面。

先前已經說過，義大利黑手黨自稱為「我們的事」，而且會在不屬於家族的「你們的朋友」，和家族的正式成員「我們的朋友」之間劃清界線。我坐在那裡，心想，天老爺啊，他們想把我們每一個人都變成「我們的朋友」，讓我們變成跟他們同一國。雖然聽起來很瘋狂，但我突然覺得，一眨眼間，總統當選人就試著要把我們囊括進他的家族中，而川普團隊則把整件事變成了「我們的事」。在我整個職業生涯中，情報一直是我的事，而政治操作一直是你們的事。但川普團隊想改變這種局面。

我當時就應該出聲阻止的，畢竟在其他幾任政府首長面前，我從不怯於堅持自己的立場。我不確定如果當時我有開口，是否會造成什麼差異，但或許我應該告訴新團隊：

政府的常規作法是什麼－這套規則經過好幾個世代一點一滴累積，力求讓情報不受政治影響，確保總統獲知最準確的事實，不管他愛聽還是不愛聽；也讓情報單位免於遭人非議，說它的結論都是政治操作的結果。如果有人認為情報單位首長樂於在公關策略討論中提供意見，商量如何支持總統與其政府，這種想法未免過於天真，也表示對我們的角色有所誤解；而認為即將卸任的歐巴馬政府官員願意參與其中，只能說是愚蠢。

但在那一刻，我說服自己相信出聲阻止簡直是發瘋。我跟這些人不熟，他們也跟我不熟。我們才剛端上「俄國人想讓您當選」這道大菜，要現在就教訓他們怎麼跟我們合作嗎？而且等下我就要跟總統當選人私下討論俄國妓女的事了。所以我什麼都沒說，其他人也什麼都沒說。川普團隊沒有一個人想到要問：「嘿，或許這些事應該以後再討論。」或是「總統當選人先生，我們是不是該繼續聽簡報？」

我記得叫停的其實是川普。他開口說溝通策略可以另找時間討論，結束了這段對話。

未來的幕僚長萊恩斯．蒲博思問我們還有沒有其他事情要告訴他們。

換我了，我想。

克萊珀說：「嗯，其實，還有一些其他敏感情資，由柯米局長向您和少數幾位成員匯報比較好。我們會先離開，這樣他可以私下跟您討論。」

「OK，少數是多少？」總統當選人看著我問。

「先生，由您決定，」我說，「但我原本想的是就我們兩個。」

萊恩斯．蒲博思插嘴問：「我和副總統當選人也一起嗎？」

「也可以，先生。」我回答後，轉向總統當選人。「先生，這完全由您決定。我只是不想在太多人面前談這件事。」

我不曉得川普是否知道我接下來要說什麼。總之，他向蒲博思擺擺手，然後指著我：

「就我們兩個。謝謝各位。」

一群人握手後魚貫離去。國土安全部長杰．強生的話在我腦中不斷迴盪。「吉姆，你務必要小心，非常小心。」

其他人離開房間時，我們沉默地等待。只剩下我們之後，總統當選人率先開口，滿嘴恭維。「你這一年真不容易，」他說，提到我以「高尚的情操」調查電郵案，獲得「極佳的聲譽」。他說的這些話充滿善意，聲音裡似乎真的飽含關切與感謝。我感激地點頭，緊張地微笑。他接著說，聯邦調查局的人都「很喜歡你」，並表示他希望我會繼續留任局長。我回答：「先生，我也是這麼打算的。」

如果我對他這番話表示感謝，可能是討好總統當選人最省力的方法，但我沒有謝他，因為我已經在這個位子上坐得穩穩的，而且一坐就會是十年任期。我不想要表現出好像我還要申請續任一樣。事實上，聯邦調查局史上只發生過一次局長在任期未滿前就被開除的狀況，那是一九九三年威廉．塞申斯（William Sessions）因為被指控有嚴重的操守問題，遭柯林頓總統免職，完全沒有爭議。諷刺的是，柯林頓換上來的路易斯．佛里（Louis Freeh），成了柯林頓政府的眼中釘，因為他不遺餘力、步步緊逼嚴查政府不法。

川普花了一分多鐘的時間說完開場獨白後，輪到我解釋即將向他報告的情資是什麼性質，以及為什麼我們覺得，讓他知道有這些情資的存在，是很重要的事情。接著，我開始簡要說明「史蒂爾檔案」的指控，聲稱他二○一三年在莫斯科一間旅館召妓，而且俄國人把這一切都拍攝了下來。我沒有提到其中一樁指控，就是他叫妓女互相在對方身上撒尿，就在歐巴馬總統和第一夫人曾經睡過的床上，把床弄得汙穢不堪。要讓他重視這些情資，我覺得這項細節本身並不是必要的；整件事已經夠怪了。我一邊說話，一邊有種靈魂出竅的體驗，彷彿我從上俯瞰自己在向新總統報告俄國妓女的事。我還沒說完，川普就以不屑的語氣狠狠打斷我，急著抗議說這些指控都不是真的。

我解釋，我不是說聯邦調查局相信這些指控是真的，只是覺得，讓他知道外面有這些情報在四處流竄，非常重要。

我還說，聯邦調查局的工作之一，就是保護總統不受任何形式的脅迫。不管指控是真是假，他必須知道俄國人可能會傳這些事，這點很重要。我強調不想要對他隱瞞資訊，尤其是在媒體即將披露該事的前夕。

他再次強力否認所有指控，問我－我覺得他是自問自答－他看起來像是那種需要妓女服務的人嗎？

然後他開始討論女人指控他性侵害的多起案子，但我根本沒提到這些事。他提到好幾位女性，而且他好像把她們的指控背得滾瓜爛熟。他一直在為自己辯解，我和他對話的方向眼看已經歪斜到無法收拾了，這時出於直覺，我亮出了口袋裡的法寶：「先生，我們沒有在調查你。」這句話似乎讓他平靜了下來。

任務完成！對話結束。我們握手後，我就離開了會議室。整段密談只花了大約五分鐘。我準備循著先前的路線從後門出去。其他情報首長已經先走了。走過大廳的時候，遇到兩個身穿大衣的男人，與我相對而來，其中一人看起來很眼熟，但我沒有停下腳步。他經過我身邊時叫道：「柯米局長？」我停下腳步轉身。傑瑞德．庫許納（Jared Kushner，川普女婿）向我自我介紹，我們互相握手，然後我繼續往前走。

我從側門出去，坐進裝甲車，駛向聯邦調查局在曼哈頓的辦公室，去做我愛做的事情：我到每一層樓、每一個辦公，感謝這些優秀的人每天努力工作。在剛剛經歷過一場讓人不自在的對話之後，這簡直像淋浴一樣舒適。

一月十日，我與川普密會的四天後，網路媒體BuzzFeed 公開了我向川普簡報的「史蒂爾檔案」，三十五頁完整版。報導是這麼開頭的：

一份檔案對總統當選人唐納．川普做出爆炸性指控。這些未獲證實的指控說，俄國政府多年來一直在「培育、支持、協助」川普，並蒐集與川普有關的不法資訊。過去數週間，這份檔案在民代、情報人員與記者間廣為流傳。這份檔案彙整了數月的筆記資料，包括明確的、未獲證實的、可能無法證實的指控，說川普的幕僚和俄國特工有所接觸，還有俄國人紀錄的性行為影音資料。

總統當選人以推特還以顏色。假新聞－完全是政治獵巫行動！

第二天，一月十一日，我與未來的總統又談了一次話。在與歐巴馬總統共事的三年中，我從來沒有跟他講過電話，單獨面對面跟他談話也只發生過兩次。但我現在人在這兒、站在聯邦調查局總部辦公室窗前，還是歐巴馬政府的官員，卻準備跟川普進行五天內的第二次對話。當我把電話貼著耳朵，可以看到下方逐漸昏暗的賓夕法尼亞大道上車輛飛馳。對街的司法部大樓燈火通明，正忙得不可開交。我還記得，往右可以看到被夕陽照得閃閃發亮的華盛頓紀念碑，聳立在新的川普飯店之上。川普飯店才剛在賓夕法尼亞大道上開張，與白宮只有咫尺之遙。

總統當選人川普是從紐約打來的。電話一接通，他再度先以讚美開場，但現在聽起來像是對話的心機，而不是真誠的贊許。他還說：「我真心希望你會留任。」我再度向他保證，我會留在聯邦調查局。

他接著開始討論這通電話的目的，說他非常擔心俄國「檔案」的「外洩」，以及怎麼會發生這種事情。我不確定他是否在影射聯邦單位洩漏檔案，我只好解釋說，這份檔案不是政府文件。它是由私人單位蒐集的，然後分發給許多人，包括國會與媒體。檔案不是聯邦調查局建置的，也沒有付錢找人建置檔案。它既不是機密也不是政府文件，因此說它被「洩漏」出去，其實不甚準確。

然後他說，他一直在想我在川普大樓私下跟他做的簡報，也去問了與他一起去莫斯科參加二○一三年環球小姐選美活動的人談過。他現在想起來了，他根本沒有在莫斯科過夜。他宣稱，他從紐約出發，去旅館只換了衣服，然後當天晚上就又飛回家了。接下來他讓我大吃一驚，因為他提起那樁我刻意避免與他討論的指控。

「你知道這不是真的，還有另一個原因：我有潔癖。我不可能讓別人在我旁邊，往對方身上噓噓。不可能。」

我還真的笑出聲了，決定不要告訴他，其實他被指控的那些行為，似乎不需要過夜、甚至也不需要與妓女有近距離的接觸。我想像中莫斯科的麗池飯店總統套房，應該大到足夠讓有潔癖的人與所發生的活動保持安全距離。這些我全都想到了，但我什麼都沒說。

我反而盯著紀念碑想著：我、這個國家到底發生了什麼事，讓聯邦調查局局長要跟即將上任的總統討論這種事情。川普針對這個主題－這個我不在乎的主題－再次發表完他的抗辯後，就掛斷了電話。我馬上去找我的幕僚長吉姆．瑞比基，告訴他這個世界真的瘋了，而我被卡在這個瘋狂世界裡。

瘋狂仍在持續。

※本文摘自：詹姆斯‧柯米《向誰效忠：關於一種更高層次的忠誠，以及這種忠誠的考驗》遠流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