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日，日本經濟產業省以「（日韓）雙方的互信關係受損」為由，宣佈收緊半導體材料及OLED材料對韓出口政 策，其中被重點列出的原材料包括氟聚醯亞胺、光刻膠和氟化氫。氟化聚醯亞胺用於製造智慧型手機的顯示器，氟化氫與光刻膠則是生產半導體的關鍵材料。政策內容還包括將韓國移除「白名單」之列，對韓出口不再適用此前的優待政策。

自7月4日起，日本企業若仍尋求向韓國出口上述商品須向日本政府提出申請，《讀賣新聞》對此評論道，「日本政府的方針是基本上不批准出口，這將成為事實上的禁運」。

此次日韓貿易爭端導火索系去年10月韓國最高法院對新日鐵住金、三菱重工日占時期徴用工一案的判決，判決亦引發日方的強烈不滿，後者稱徴用工及慰安婦問題已在1965年兩國建交時簽訂的《日韓請求權及經濟合作協定》中得到解決，認為賠償早已結束，個人不得求償。

舊恨與新仇

日韓糾葛跨越百年，最早可推溯至李氏朝鮮時期。1592年，豐臣秀吉揮師釜山，史稱「壬辰倭亂」，之後豐臣秀吉多次征朝，雖均已失敗告終，但李氏朝鮮國力也因此急轉直下；明治維新後，日本走上擴張勢力範圍的道路，將朝鮮作為其宏大版圖的跳板，以強迫的姿態與朝締結了《江華條約》，此後日本勢力取代清國逐步滲入朝鮮。

1895年清日戰爭與1905年日俄戰爭取勝後，朝鮮被迫簽訂《韓日議定書》、《韓日協定書》、《乙巳保護條約》、《韓日新協約》，內政外交逐步被日本把持。1910年8月22日，統監寺內正毅安排日韓秘密簽訂《日韓合併條約》，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戰敗投降，朝鮮半導淪為日本殖民地達36年。

台灣日治時期先後分為特別統治時期、內地延長主義時期和皇民化時期，韓國與之類似，先後經歷了武斷統治期，民族分裂統治期與民族抹殺統治期。日韓自朝鮮中期至今鮮有和睦共處的局面，但奠定韓國反日情緒的，仍是1910-1945的「日帝強佔期」（일제강점기），尤其是1931年之後日本對朝採取同化政策，通過限制殖民地的語言、文字、宗教、教育，徹底阻斷民族獨立的意識，將不絕如縷的獨立運動消弭於未然。

戰後，日韓的爭端仍再繼續，從50年代持續至今的獨島／竹島問題也一直是兩國的紛爭的焦點，雙方均宣稱擁有主權，軍事摩擦不時發生；韓國亦限制日本包括漫畫，電影和音樂等文化產品長達五十年，直到1998年金大中上臺後才逐步解禁；1982年、1986年、2001年三次日本歷史教科書歪曲事件，也讓韓國認為日本在歷史問題的反省上不夠徹底。

爭議最大的當屬戰爭賠償，舊金山和平條約第14條規定，日本的賠償對象是「日本佔領和遭受損害的盟國」，因此對韓戰爭賠償缺乏法理依據。

1961年，朴正熙發動五一六軍事政變上臺，急需資金的朴正熙迫切希望通過日韓經濟合作來解決分歧。1965年6月22日，日韓邦交正常化，雙方簽署《請求權協定》，日本通過八億美元（3億美元無償援助、2億美元有償援助及3億美元商業貸款）的補償款一次性解決受害者索賠問題，韓國政府放棄個人求償權接受日本的「經濟合作」。獲得補償款的朴正熙政府主要將資金用於經濟重建而非個人補償。

1979年，全斗煥發動雙十二政變上臺，同樣急需資金的全斗煥在1983年中曾根康弘訪韓之際，以圍堵共產主義擴張為由要求日本分攤「防禦費」，起初要價100億美元，最終以日本七年內對韓提供40億美元的貸款成交。

2015年12月25日，時值日韓建交50週年，雙方簽訂《日韓慰安婦協議》，宣佈就慰安婦問題達成共識，得到「最終且不可逆的」解決。協議訂明，日方同意道歉並出資10億日元成立基金協助受害者。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以內閣總理的身份表達謝罪和反省，外相岸田文雄代表政府表示「痛感責任」。

2017年，左派文在寅上臺，同年文政府委任的調查小組以「協議過程違反了受害者中心主義原則，存在巨大瑕疵」為由否認朴槿惠政府締結的《日韓慰安婦協議》，日本對韓國言而無信、不遵守國際協議的行為表示反對。文在寅政府在慰安婦問題進展受阻，遂有去年大法院對日占時期徵用工的判決。

反日牌一直都是韓國總統提振民調支持率的強心劑。（湯森路透）

政見與民族性

民主化後，韓國政黨林立，幾經分化組合，總統的個人色彩對施政風格影響明顯：李明博在現代集團旗下的現代建設工作長達27年，29歲出任董事，36歲成為執行總裁，就任總統後的獨斷專行、圖利既得利益者的政策明顯延續了CEO生涯的色彩；年幼的朴槿惠在五一六政變同年隨父母遷居青瓦台，執政後幾乎複刻了朴正熙獨裁、濫權的政治軌跡；文在寅系脫北者之子，律師從業時受理了大批人權與勞工類的案件，後跟隨盧武鉉從政，成為盧武鉉的實權幕僚，執政兩年來的清查積弊與增加勞工福利的政策可從其早年履歷中找到伏筆。

進步派的文在寅在外交政策上亦有民族主義的底色，對美爭取民族自決，對日強硬，與北韓和解，與中國緩和關係。文在寅在具體時間節點上的外交行为有明顯的政治考量。2018年4月，文在寅在板門店的和平之家與金正恩握手，這是繼2007年盧武鉉與金正日、2000年金大中與金正日後的第三次南北首腦會談。

蓋洛普韓國分析，2018年4月南北韓高峰會談並簽署板門店宣言後，文在寅的施政支持率高達83%；2018年5月韓國第七屆地方選舉至今，文政府在經濟低迷、勞工權益、過度親北、用人失察等方面被受到批評，支持率持續下滑，同比下降35個百分點，正負面評價均在40%左右，而今年七月日韓貿易爭端後，支持率又回升至51.8%，文政府於此節點上打出反日牌明顯具有提振支持率的政治算計，今年又恰逢三一獨立運動百年，幾條線索糾纏在一起導致韓國突然對日強硬，安倍晉三亦持右翼民族主義立場，兩相碰撞導致日韓關係急劇緊張。

無獨有偶，李明博曾在2012年（任期最後一年）登陸日韓主權爭議的獨島／竹島，向日宣示主權，日本政府召回駐韓大使以示抗議。宣示主權的行為使李明博政府支持率有所提升。實際上，與日本的矛盾可以起到團結堅定的支持層，吸引潛在的支持者的作用，在反日成為韓版「政治正確」的情況下，反對層難以發出反對之聲，總統的支持率因而迅速上升，反日牌已成為韓國總統提振民調支持率的強心劑。

官方表態也對民間交流產生影響，韓國市民掀起拒買日貨和不去日本旅遊運動，部分超市也開始下架日本商品，日本毎日新聞記者澤田克己撰文指出，韓國對日杯葛在過去的25年中曾發生過4次，分別是1995年二戰結束50周年、2001年日本中學教科書歪曲事件、2005年日本島根縣訂立竹島日，2013年日本松江市舉行竹島日活動。四次杯葛行動皆虎頭蛇尾、不了了之，與其說這是愛國群眾運動，不如說是一種排外表演。

韓國以反日為底色的民族主義長期以來是韓國動員社會的道義資源，各種政治力量夾帶私心，競相逐鹿，徵用工、慰安婦已從殖民符號淪為政爭籌碼，威權年代將日本作為政治提款機，民主化之後則將反日作為民調強心劑，政權更迭後單方面否認兩國正式簽署的協議，這種缺乏契約精神的行為無法贏得國際社會的尊重。

韓國政府長期自我形塑為受害者形象，指責日本之非，卻對自身之過選擇性無視，一些手段亦失之激進與野蠻，例如濟州島今年五月通過《關於日本帝國強占期殖民殘渣清算條例案》，未來將清算南韓學校內遺留日本統治時期的痕跡，不少學校的校樹龍柏也被認為從日本殖民年代的「侵略象徵」，濟州島2153餘棵校樹恐遭「依法砍伐」，樹猶如此，人何以堪？韓國抗爭與反對素有暴力性的內核，過往示威中曾有示威者採取斷指、潑糞、斬下狗頭、模擬斬首等極激烈的手段表達訴求的極端案例。

這種善變、激烈的特點是韓國「恨」的民族性外化的表現，朝鮮半島處於大國環伺的交界處，歷史上先後受到不同勢力的干預，戰前遭日本蠶食吞併，戰後禍不單行：韓戰、兩韓對峙、駐韓美軍、軍事政變、光州事件、亞洲金融風暴……地理劣勢帶來的歷史沉屙孕育出韓國內化壓迫並迫切改變的群體心理特質，「恨」的表達也因情緒的反彈機制帶有非理性的色彩，上述案例的種種也就不難理解了。

危機時刻的「恨」能起到凝聚與催化民心的作用，但一味針對特定對象的反對與仇恨並不可取，帶有盲從乃至基於錯誤資訊集體意志與開放包容的新世紀不相容，還有可能成為飛去來器損及自身，反思歷史是不是延續仇恨，而是通過厘清真相與全貌讓悲劇成為後世鏡鑒。

首爾大學名譽教授安京煥將戰後至今的韓台民眾做出世代區隔，依次為「受難的世代」、「被洗腦的世代」與「覺醒的世代」，生長在網路與全球化的覺醒世代對歷史糾葛、政治形塑擁有天然的免疫力，世代更替終將讓韓國以謙遜謹慎的態度面對歷史，拋棄反日強心劑，不讓新世界負擔舊世界。

※作者為中國大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