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英文在民調上大幅領先韓國瑜，但在立院選情上，民進黨卻遠落後於國民黨。這樣的分歧現象，也許可以解釋為台灣民眾對親中總統候選人有疑慮，但對民進黨全面執政不滿意。這樣的心情，不難理解，但抗中的陣營，如果未能在立法委員選舉取得過半，那蔡英文一人，恐怕對抗不了親中勢力，因為台灣的總統，沒有否決議案的權力。

美式總統制賦予總統否決國會法案的權力。這種來自君王制的設計，讓全民選出的總統，具有壓制國會的力量。英國的國王，雖然沒有「朕即國家」的絕對王權，但君主仍然代表了國家主權，十三世紀大憲章之後的英國，雖然讓國會削弱了國王的權力，但君主仍然有否決國會議案的設計，象徵主權壓過民主選出議員的權力，更能適當避免多數暴力。美國憲法引入總統的否決權，除了給予總統類似君主的主權象徵外，還有權力分立的功效。三權分立的制度裡，相對容易受一時激情和黨派鬥爭影響的國會，有時會有過於激進的法案，總統的否決權有冷卻激情的效果。總統的法案否決權和最高法院的違憲審查，同是避免民主淪為多數欺壓少數的重要工具。

所以國會過半數立法，總統運用否決權，國會再用三分之二絕對多數推翻否決，這三道關卡，可以把一個具有爭議的法案，不斷地用民意檢驗，而達成相對為人民滿意的結果。但台灣沒有後面的兩道關卡，所以國民黨主導的立法院，如果強行通過親中的法案，民進黨並沒法可施。中華民國憲法原始的設計，有行政院覆議立法院法案的制度，相當於美國的總統否決權，原先的設計裡，立法院要有三分之二的絕對多數才能否決覆議，一如美國國會的制度。但修憲後，這個否決覆議的門檻，變成了二分之一的簡單多數，讓行政院覆議機制形同具文。如果國民黨強要再推「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甚至更往中國傾斜的法案，就算民進黨的行政院長提覆議，國民黨還是有足夠的票數可以否決覆議，而總統並沒有權力不簽署這種法令。

想要「懲罰」民進黨的選民，也許會想，兩岸的和平協議，如果不幸讓國民黨主控的國會給通過了，雖然沒有總統的否決權，但還有最高法院的釋憲功能可以擋，最差的情況，就是再來一次「太陽花運動」，沒什麼大不了。這是過於天真的想法，和平協議的可能方案有千萬種，要寫出一個不違憲，但把台灣往中國推的法案，一點都不困難，更何況，釋憲曠日費時，和平協議如果輕舟已過萬重山，一切都太晚了。

「太陽花」的天時、地利、人和，全在於一個出其不意，吃過虧的國民黨，豈有笨到再來一次的可能。

但在沒有總統否決權的情況下，這些可能的備案，都會緩不濟急，因為現時的台灣情勢，不同於2014年的服貿爭議。弔詭的是，當時的中國比較有自信，經濟沒有問題，和美國也還未起衝突，所以台灣的情勢，沒照北京預想發展，反而可以停看聽一番。但現在的中國，外有美國的貿易戰，邊陲有無止境的香港抗爭，內有經濟和維穩壓力，對台的施壓，沒有餘裕，北京甚至會拿台灣的統一進展，作為紓解多方壓力的管道。因此，國民黨主導的立法院，就會是把台灣往中國推的主要戰場。而且這一戰，國共兩黨要成就的是水到渠成的態勢，不一定是真的實質統一進程。如果和平協議之類的議案，強勢得到通過，不但台灣內部的親中勢力得到鼓舞，中立無定見的民意，也會往中國倒，「大勢已去」的心態一起，就難有挽救的空間，甚且共產黨會以「台灣主流民意」為藉口，兵臨城下。到得那一日，連美國都救不了台灣。

因此，這場總統和立院的大選，不容有分裂投票的空間。總統選舉是對「親中」與「抗中」政策的公民總投票，這點民眾都非常了解，也是蔡英文領先韓國瑜的主因，但民眾不清楚的是，沒有總統否決權的台灣，立法院的選舉，面臨的，還是一樣的「親中」與「抗中」的議題。台灣的處境，不同於美國的堅固民主體質，可以在這種關鍵時刻，勇敢的制裁無能的執政黨。台灣的民主自由體制，是每一次都在大選裡面臨存亡的抉擇。對不少人來說，尤其是支持第三勢力，不喜歡藍綠對抗的民眾，這樣的結論，太令人感傷，但如果你真的不想被「亡國感」綁架，不想連立委政黨票都要給你討厭的民進黨，你至少可以選抗中的小黨來投。因為國民黨和親中勢力在立法院的不過半，和韓國瑜的落選，一樣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