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我們回到景山東街。

「五四」北大紅樓，要到一九一八年八月才落成，所以開創中國新世紀的那場「新文化運動」，最初發端不在紅樓，而在她的前身京師大學堂，即景山東街的那座公主府裡，因為一九一七年初蔡元培接任校長後，聘請胡適、陳獨秀、魯迅、郭沫若等新派人物任教，遂開風氣之先。此地舊稱馬神廟，因明朝乃是御馬監，至清初仍稱為「馬神廟」，直到乾隆年間，這一帶統統劃歸「四大家族」之首的傅恆作為府邸；後乾隆又下嫁四女和嘉公主與傅恆子福隆安，此地便又稱作公主府，而我在前文潑墨甚重的西齋，只是它的一個附院而已。所以「新文化」發源地，三百年前不過是皇家馬廄，可見時代變遷之烈。未知何時起，此府邸標為景山東街四十五號，琉璃瓦頂，三開紅漆大門，門口一對石獅蹲伏，頗接續西邊皇宮後苑、黃瓦紅牆的氣勢，但是在兩根紅色門柱上，一邊招牌是「人民教育出版社」，另一邊是「文字改革委員會」。

如此說來，景山東街有兩個大院，都跟「文化」有關─路中段的這個「四十五號院」，可謂「鴻儒袞袞」；最東頭的「沙灘大院」，中宣部和《紅旗》雜誌所在地，則滿院子的文藝官僚、宣傳幹部，說好聽點是「秀才」、「筆桿子」，不好聽點就是「刀筆吏」，還出了一批「變色龍」、「小爬蟲」，是那個大院的特產。我們家後來搬進那裡去了。那個大院的人，對於路中段的這個「四十五號院」，都叫「人教社」大院。一九七九年我攜新婚妻子傅莉回北京沙灘大院家中，她走到景山東街中間，指著公主府說：「我姑姑一家人就住這大院裡，文革初我來北京大串聯，也住這裡。」原來她的姑姑姑父都在文改會工作。我卻從未走進過這個大院。

四十五號院的子弟中，出了一個人物，叫盧元鎮，八○年代跟我有一面之交，當時他是北京體育學院的教師，特來邀我和趙瑜、鄭義，去給體院的學員演講，因為《河殤》開篇講「一個心理上再也輸不起的民族」，就是從體育競技場上講起的，甚為轟動；他後來成為體育社會學家，在國內名氣很大，他的父親當年是人教社總編輯室主任，葉聖陶的助手，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六一年竟在東北勞改中餓死；他寫了一篇〈景山東街四十五號往事雜錄〉，我在網上讀到，是關於人教社大院罕見難得的回憶。

他說，葉聖陶秉承當年開明書店的做法，即中小學教材必須由這一領域中的頂級專家來編寫，所以組建人民教育出版社時，他邀集了中國人文界的一時之選，如語文專家張志公、張畢來、朱文叔、隋樹森、張中行、余文等，數學家劉薰宇，歷史學家陳樂素、李賡序，地理學家陳爾壽、兒童文學家陳伯吹、心理學家曹孚、教育家學專家陳俠等，其他學科，如物理、化學、音樂、體育都聘來了國內最優秀的人才，體育請來的就是蘇競存、王占春等人，就連為畫教材插圖請來的也是著名畫家劉旦宅。「當時的人教社真可謂人才濟濟，景山東街四十五號出現了一段前所未有的文化繁榮景象。那時的教材品質真高，每學期幾十種教科書竟無一錯字，更沒有像今天的教材會出現那麼多匪夷所思的『硬傷』。」

文中還有一段，我不妨引錄在此：

還有一對夫婦不能不留下一筆，就是周有光伉儷。周不在人教社任職，是文改會的專家，同住在四十五號大院。在我們眼裡周先生是一位萬能學者，學貫中西，幾乎無所不知，人稱「周百科」。他性格剛正不阿，但為人十分謙和，所以朋友很多。他的夫人張允和是我母親的好朋友，她們都喜歡「拍曲子」（唱崑曲）。五○年代「一齣《十五貫》，救活了一個戲種」，南北二崑都活躍了起來。八○年代成立了北崑曲社，她們每逢週末都要趕去參加演出活動，張負責張羅組織，我媽媽當會計兼出納，二人經常在一起商量事情。張長得嬌小秀麗，並精於裝扮，是一個典型的南方美人。她們夫婦十分恩愛，在院子裡經常可以見到他們挽臂同行的身影，是四十五號院裡的一道風景。在為我父親懇請平反改正的艱難時刻，周先生挺身出手幫助我們三個無助的兄妹去找人說情，他的仗義執言讓我們終身銘記。

周有光享年一一二歲，其實他的壽數是一一一歲加一天，因為生日忌日幾乎在同一日，亦可謂奇蹟。「周百科」說過幾句話，振聾發聵：一、中國大陸很幸運，第一是毛澤東死得早，第二沒有兒子；二、列寧是德國間諜；三、馬克思主義是錯的；四、葉爾欽了不起；五、毛澤東有古代知識沒有現代知識；六、中國地大物博就是人不行。

下面要說文字改革委員會、中文拼音、簡體漢字，是一個頗敗興的話題。中國文字改革一百年，歸結為一句話：折騰漢字。錢玄同呼籲「廢除漢字」；魯迅斷言：「漢字不滅，中國必亡！」；於是就有了「走世界共同的拼音化道路」，毛澤東的「最高指示」。承「五四」反傳統思維，漢字難學、漢字落後、中國落後三者互為因果；與此對應的則是，拼音先進、拼音好學、西方強盛，三者也是互為因果的。四九後成功的是創制拼音、推廣普通話兩件事，但是「文革」中造反派推行第三批簡化漢字，將「雕」字簡化成「刁」字，語言學家王力反對，說「要是我敢把『毛主席雕像』寫成『毛主席刁像』，我豈不成了反革命？」

今天，漢語走拼音化道路，被無限期推遲。然而，人們漢語水準日見退化，漢語在外（英）語面前節節敗退，也無可否認。文字改革還有其血腥的一面。一九五七年考古所的文字學家陳夢家，批評一九五六年的《簡化字方案》：「若要廢除漢字，改用拼音文字，不免會引起天下大亂。大家考慮這個問題時，可以從吃麵包好還是吃饃饃好這個面來考慮。能吃什麼好就吃什麼，吃什麼不能飽嘛！」他因此被「戴帽子」，乃史學界五個大右派之一，遭到猛烈批判。文革中陳夢家兩次自殺，第一次服安眠藥，卻因藥量不足沒有死；十天後他再以自縊的方式自殺身亡。

※本文摘自作者新書《沙灘晚唱》。作者蘇曉康，一九四九年生於西子湖畔，少年長於京城景山腳下，青年流落中原；遂以〈洪荒啟示錄〉開篇，引領「問題性報告文學」浪潮，嘗試一度被稱做「蘇曉康體」的寫作文本，即「全景式」、「集合式」、「立體式」的「記者型報告文學」，且多為「硬碰硬」的重大題材，每每產生爆炸效應，為「新啟蒙運動」推波助瀾；繼而，領銜製作《河殤》，把社會上諸領域所討論、探索的各種命題、假說，都匯集起來，化為螢幕形象加以傳播，引起億萬人刻骨銘心的一次共振，打破電視僅為大眾文化的限制，成功地嫁接思想和視覺、激情和理性，創造一個新的電視片種，也攪起一場全球華人的「文化大討論」。一九八九年流亡海外迄今。著有《離魂歷劫自序》、《寂寞的德拉瓦灣》、《屠龍年代》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