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外交政策》月前報導，中國甘肅鎮遠市的公共圖書館官網刊登了兩名女職員焚書的活動相片，圖書館把活動提升到「強化四個意識」和「兩個維護」的政治高度，這也是教育部此前發起的一項運動的一部分，10月15日，中國教育部發出《關于開展全國中小學圖書館圖書審查清理專項行動的通知》，要求為充分發揮圖書館在社會主流意識形態傳播的主陣地作用。

焚書事件在社群媒體引發廣泛批評，網民將其和秦朝「焚書坑儒」與文革破四舊、拔毒草相提並論，章詒和在微信朋友圈質問，「以清查為名，以學校為始，全國范圍『焚書』，事關中國文化命脈，必須由全國人大舉手錶決通過。請問這是誰批准的？誰簽的字？」，《新京報》也發表短評《圖書館「焚書」，要經得起文明和法律審視》，在審查系統的運作下，這些質疑的言論隨著鎮遠市的圖書一同被「銷毀」。

甘肅發生的焚書事件是全球焚書歷史的又一實例，就細節而言與納粹1933年在柏林的焚書有諸多相似之處，野蠻以直觀的方式顯露無疑，透過禁止外借不符合納粹思想的圖書確保思想審查全覆蓋，繼再教育營之後，中國與納粹德國的暴行再次趨同。

1933年4⽉14⽇，德國宣傳總局發布通函要求⼤學⽣對「因不加思考或無知而弄進來的」書籍⾸先進⾏清理，隨後德國⼤學⽣聯合會公佈了「打倒⾮德國精神的12條論綱」，宣稱要把⾮德國的精神從公共圖書館裡清除乾淨，納粹黨在此基礎上製定了下架清單派發給各地圖書館，還擬定了《清洗公共圖書館的原則》。4⽉26⽇開始，德國大學生們按圖索驥，到各家書店、圖書館開始沒收圖書。5⽉10⽇晚，大學生聯合會組織「焚書大典」，成千上萬的大學生高舉⽕炬，遊⾏到柏林⼤學對⾯的廣場把按名錄收繳的圖書焚毀，學⽣宣稱：「對我們的前途起著破壞作⽤的，或者打擊德國思想、德國家庭和我國⼈⺠的動⼒根基的任何書籍，都得付之⼀炬！」，到場的宣傳部⻑⼽培爾更在歡呼聲中發表演講「在這⽕光中，不僅⼀個舊時代結束了；這⽕光還照亮了新時代。」

焚書⼤典之後，不僅書目遭到焚毀，作者也隨之被騷擾，上了圖書黑名單的作者多數遭到迫害，被迫流亡，從書到人，納粹德國的軌跡如同1820年詩人海涅的詩句「燒書只是一場前奏。他們燒書，最終也會焚人」 。

1993年，為反省一甲子前的錯誤，德國當年焚書大典之處建立了焚書紀念處，這是⼀座沒有藏書的「圖書館」，海涅的詩句也被刻在銘牌旁的石板地面上。反觀中國，作家巴金反復呼籲的文革博物館尚且沒有，更不必説柏銘記歷史的焚書紀念處了，從文革到新時代，對文化的破壞一以貫之。

事實上，本次甘肅的焚書活動是中國書報審查新系統的冰山一角，進⼊公⽴圖書館已經是圖書出版中的「下游」環節，在「上游」的編輯乃至印刷環節，相當數量的圖書及其不相容於當局的內容都被過濾掉了，而之所以有中國當局認定的「危害國家統⼀」、「擾亂社會秩序」、「危害⺠族優秀⽂化傳統」的圖書存量，還拜近二十年代以來的市場化所賜：2001年，中國在加入WTO的承諾中，包括了開放出版物分銷市場的內容。根據此項承諾，2003年新聞出版總署頒佈了《出版物市場管理規定》，對出版物總發行企業的設立不再有資本性質的限制，除零售和批發業務外，民營資本進入出版物總發行的大門被打開。

但是，行業准入上的放鬆並為帶來出版自由，中國五百余家出版社均爲國營，民營出版須向出版社購買書號或合作才能出版圖書，意味著同樣無法繞開審查制度，因盈利的需要，相較於20年前，還是一些自由主義傾向的書目應運而生，構成了所謂「有傾向性」圖書的存量。

此外，審讀員的存在也制約了出版的尺度，一些過界的圖書即使僥幸出版也有可能遭倒查而銷毀，出版社也可能連坐處分：1999年，汕頭大學出社出版了歷史學者的著作《歷史的先聲——半個世紀前的莊嚴承諾》，書中集結《新華日報》在國共內戰時期刊發的評論，彼時，中共出於吸引中間知識分子與批判國民黨之目的，鼓吹民主價值，作者正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以建政前後言行反差凸顯中共言行不一的特質，該書遭時任中宣傳部長丁關根在內部會議上點名批評，隨後全國查禁，出版方汕頭大學出版社遭停業整頓，負責人被調出汕頭大學，所有庫存書被搜走化為紙漿，北京甚至出動公安北京的萬聖書園查抄此書。

除個別銷毀外，宣傳部門還會給出版社負責人下發行政命令，宏觀調整圖書選題的配比，去年五月，端傳媒刊發報導《書號收縮下的大陸出版業：從自我審查到緊跟「黨政方針」》，報導談及最近兩年中國圖書縮減書號總量、壓縮圖書品種的「新政」，前沿、小眾、外版和原創作品領域都成為「新政」的受害者。數量上，2017年至今申報選題總量逐年遞減，人文社科類同比減少最多，只有涉及黨義宣導的圖書數量增長。由此，從選題到編輯再到銷售流通，中國圖書出版處處受限，使得文化取態與黨國意識形態同步。

台灣戒嚴時期，對書刊同樣嚴密拑制，內戰失利的蔣氏政權草木皆兵，透過《新聞紙雜誌圖書管制辦法》、《出版法》、《出版法施行細則》等惡法鉗制台灣出版。1966年、1977年和1980年，台灣省政府及台灣警備總司令部聯合編印《查禁圖書目錄》作爲查禁圖書的依據，在漫長的禁限中，數百本書被以種種理由消失。

1999年，《出版法》廢止，廿載後的今天，台灣擁有著一千多家的出版社，每年並以四萬多冊的數量出版圖書，創作能量豐沛，出版內容也不會遭刪節，更不會有人翻開書包或闖入書店搜查圖書。對過往的壓迫，台灣也有自信向本土向世界面對：2017年3月，台中市府舉辦「禁書暢讀300百本」的活動，讓民眾翻閱大量的黨外書籍，體驗戒嚴時期的風聲鶴唳；2019年6月，首爾書展特別企劃「禁書：竹林裡的幽靈」，介紹了韓、日、台、泰等亞洲國家的曾經的禁書，反向證明思想進步及出版自由的價值。

兩岸三地並非井水不犯河水的關係，納粹中國對香港、台灣這兩座自由之地的兼併野心從未停止，2015年的香港銅鑼灣書店跨境綁架案造成相當的寒蟬效應，香港的自由與法治崩壞加速；一年前服貿爭議攻防戰中就有「開放印刷業或會箝制台灣出版自由」的隱憂，即中資挾資本以低價優勢，擠壓其他出版通路的空間，迂迴地執行思想審查。擔憂在兩年後的美國成為現實，《黑天鵝效應》作者塔雷伯2016年準備在美國出版的新書《反脆弱》，英文版交由中國印刷，但被印刷廠執行思想審查，要求把書中的「台灣」改為「中國台灣」，要求遭作者塔雷伯在推特上批評，並決定另找印刷商。

中國是對不受控制的組織與對不受控制的思想根本敵視的政權，管制一切的權力慣性借由經濟合作外溢，比納粹德國與蔣家天下的鉗制更深，紅幕之下處處是內置的審查與隱沒的宣教，大國崛起，文化、尊嚴與思想卻逐漸衰敗，在文化荒蕪之地，只能生長出被禁錮的心靈，在焚書的火堆旁，不會有肅靜的思想。

※作者為中國大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