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眼見到父親被槍決後闔眼

我的父親潘木枝醫師在1947年二二八事件發生當時，擔任嘉義市參議員，因為代表嘉義市二二八處理委員會到水上機場與守軍進行和談，遭到國民黨軍隊禁錮刑求，未經司法審判，於3月25日槍決於嘉義火車站前，當年我才十一、二歲，聽說此事，馬上奔跑到車站廣場，衝入層層蜂擁觀看的人群，擠到已被槍殺的父親身旁，跪在父親腳邊，親眼目睹父親斷氣在三哥潘英三的懷裡，這個畫面對我造成極大的衝擊，對母親、兄弟也造成很大的傷害，筆墨實難以形容這種突遭橫變的巨大傷痛。當時與父親同遭罹難的市參議員還有畫家陳澄波、牙醫盧鈵欽與戲院老闆柯麟。這些人的家屬和我們潘家一樣，籠罩在悲戚憤怒的情緒裡。

父親生前既是嘉義仁醫，又是市參議員，知名度相當高，和許多當時的嘉義名流皆有往來，也知道阿里山有個赫赫有名的鄒族領袖高一生，只是，潘家與高家雖然相識，往來並不密切。

二二八慘案之後，接踵而來的是白色恐怖，抓捕更多台灣菁英，其中一位是當時稱為吳鳳鄉的阿里山鄒族鄉長高一生，其後被槍決。高家遺眷和所有受難者家屬一樣，經歷一段極為難堪的磨難，在偶然的機緣下，我們兩家人相識，並建立了難能可貴的情誼。

初見高一生　一個會發光的人

我唯一一次見到高一生，是在二二八期間，當時我和三哥為了避開嘉義市區的紛亂，被父母送到鄰近阿里山的交力坪，住在交力坪火車站後面的斜坡邊，有一天，火車從山上駛來，其中一節車廂很特別，跟其他車廂不一樣，大家好奇擠過去觀看，裡頭只坐著一個人，太帥了，氣質出眾，相貌不凡，他穿著鄒族領袖戰鬥的服裝，氣宇軒昂，露出白皙的臂膀，像白人一樣，頭帶的皮帽後面斜斜插上幾根下垂的羽毛，很有精神，像極了美國印第安酋長。我從來沒看過那麼有威嚴而不露兇光的人，好像會發光一樣，一看就知非同一般，平地漢人根本看不到那種氣質的人。現在回想起來，我感覺第一眼看到他的那種衝擊還存在我的心裡。

當時我就聽說，他是阿里山酋長高一生，要下山去指揮鄒族部隊。在此之前，他已經派鄒族部隊下山，協助嘉義民兵攻打被國民黨部隊佔據的嘉義機場。不過，他不是傳統的部落頭目，而是日治時代日本人培植的台灣南部原住民領袖。

後來我們家跟高家有關係，是在高一生於白色恐怖時期被抓，並槍決之後，高家人把靠近嘉義市噴水圓環附近，中山路上的房子賣給我們家，中學時我就住在那棟房子裡，但那段時期我沒見過長我數歲，高一生至愛且賦予厚望的長女高菊花。（ 高家賣給潘家的房子是 " 阿里山鄒族民生商店" ，高一生生前以此為據點，協助阿里山鄒族族人銷售山上農產品，同時讓族人下山時期，得以短暫旅宿的地點，高一生被捕前後，長女高菊花剛辭去國小教職，住在二樓，補習英文，正為出國留學做準備。現址為兄弟照相館。)

因調查耕牛與高家結緣

後來我考上台大畜牧獸醫系，大二那年有一門課，需要調查台灣的耕牛，那是農復會畜牧組的組長李崇道主持的調查計畫，他是獲頒諾貝爾物理獎的李政道的哥哥，這個計畫需要班上同學分工執行，我便自告奮勇認了阿里山這個區域。

之所以想到阿里山，是因為我的父親潘木枝醫師在二二八期間被國民黨政府槍決之後，接下來的白色恐怖又抓了很多人，其中一例便是阿里山鄒族領袖高一生、湯守仁等四人，不曉得為什麼，高一生過世之後，我就一直惦念著高家的情況，很想了解他的家人現在怎麼了。之所以如此，可能是因為我一直很關心弱勢者的處境吧。

其實我們兩家人過去並沒有太多私交，我只知道日治時代高家人會來給我父親看病。高一生是日本政府培植的鄒族現代菁英領袖，當然，他們必然知道嘉義向生醫院的潘木枝醫師。

所以當耕牛的調查定案之後，我就寫信給高一生的遺孀高春芳(Haluko)女士，告知我的調查計畫，並希望能借住在高家。她馬上回信說歡迎，所以我一到阿里山就住進達邦的高家，並請她協助我到各處作調查。

其後不知何時起，我也開始以日語喊高春芳「卡將」，就是日語母親的意思，她還為我取了鄒族的名字。我至今還記得她在紙上寫了兩個名字給我選，其中一個叫Avai，我看了便在心中自我調侃:「我長得醜醜的（台語），那就這個好了。」剛好跟她的兒子高英傑同一個名字。

在調查的過程中，我發現春芳的鼻子非常靈敏。當時我經常請她幫忙帶路，出發前她都會準備好飯糰讓我們在山上吃午餐。有一回，我們剛剛坐在一棵樹下，她突然說:「不行，趕快離開。」我問她怎麼了，她說:「有蛇。」我們只好慢慢的起身離開，果真發現有蛇出沒。她的嗅覺就是這麼靈敏，連蛇的味道都聞得出來。

她不但聞得到蛇的味道，家裡還有很多烘乾的蛇，她都把蛇繞圈起來燒烤，烤得香香酥酥的，吃的時候就一塊一塊撥下來吃，酥酥的。還曾經給我好幾串帶下山，說對身體很好。

我們很快就熟悉了，她待我就像一家人。當時她正在努力種植杉木，因為那時政府有一個政策，要求原住民在三年內盡量開墾，所開墾的土地可歸開墾者所有，所以她才會邁力的以植林的方式來開墾土地，可是當時她已經沒錢買樹苗了。

回到台北之後，我把這件事情告訴母親，希望能給高家一些幫忙，其實那時候我們家經濟狀況已經不太好了，因為潘家被人倒了很多債，但我媽媽還是決定幫助高家，我便聯絡春芳下山到台北來，我的母親便給她一筆錢買樹苗，但我沒有過問給了多少。

她怎麼種呢? 先從山腳環繞，一圈一圈往上種到山上，先圈地就是了，她還告訴我，已經留了一塊地的杉木給我。種了樹之後，有一天春芳到台北我們家來，我和母親還陪她一起到圓山動物園看動物。

不過二十幾年後，我從非洲賴比瑞亞回到台灣時，菊花告訴我的第一件事就是：「英仁，你那一塊地的杉木被山火燒掉了。」那些杉木就這樣沒了。我只是「喔 !」的一聲，沒再過問。

有一件趣事，我差一點變成高家的女婿，不過對象不是高菊花，是她家的小妹妹。我大二調查耕牛住進她家時，春芳便帶我到達邦小學去看她的兩個女兒和一群小孩在打籃球，當時還是流著鼻涕的小學生，春芳說，其他姊姊都嫁了，我只剩下這兩個女兒，留一個給你。說完，我們相視一笑。

潘木枝醫師與其妻許素霞。（翻拍自潘家捐贈給二二八紀念館的家族照片）

與高菊花一見如故

和高菊花認識是後來的事，其實她跟我們家的一些人本來就有一些因緣，她是我大嫂在阿里山念小學時的同學，加上我們有一些親戚住在阿里山，大哥常上山玩，所以知道有她這個人。

當我的耕牛調查工作結束後，菊花聽她的母親春芳說，我上山期間借住她家，而且我母親提供一些經費給春芳買樹苗這件事。

忘了是在哪裡，我跟菊花一見如故，好像是久別重逢的姊弟般開心的以日語聊了起來，雖然我生性好孤獨，但跟她初次見面卻可以敞開心懷談笑，完全沒有距離。

她是個長相漂亮，氣質兼備且風韻迷人的妙齡女子，腦筋非常好，家裡有一座鋼琴，可見她出身相當好的一個家庭，他的父親高一生在日治時代還曾被派到日本短期學習，在當時相當不容易，是日本政府特別挑選培植的南部原住民的代表領袖，戰後，蔣介石到阿里山時也是由高一生接待。

我認識她那段期間，她在歌廳駐唱。有一天，她特別邀請我到台北美軍俱樂部聽她唱歌，那是當時台北少數可以跳舞娛樂的地方。

當時她的藝名叫派娜娜，專唱英文歌，也唱一些西班牙歌謠，歌喉太棒，唱作俱佳，她不是只對著固定的麥克風唱歌而已，而是隨著歌詞自然流露一些動作，表情非常生動，是那種會逗人拍手歡笑的表情，英語也講得十分流利。

她最常唱的是Paul Anka的歌，Diana，有幾支歌我現在還想得起來。如果當時有電視的話，派娜娜無疑是台灣最紅的第一把歌手。

在那之後，我忘了經過些什麼事情，她暫時住到我家三個月，和混血兒兒子Tony跟我們全家一起擠在一頂蚊帳裡睡覺。那段時間Tony都跟我在一起，他非常喜歡白飯配一點砂糖加點開水來吃，不配菜，每天都這樣吃，我說不行，他就一臉不高興，媽媽下班回來還會跟媽媽告狀，說我不讓他這樣吃，菊花都會告訴我小孩子的這些童言童語，。

遺憾的是，這個可愛的Tony最後聽到的消息，是他當了船員，在南非船上喝酒掉到海裡過世了。

菊花跟我母親也很親，常談話，比自己的女兒還有話說，她都叫我母親歐巴桑，我母親也很照顧她，當成自己的女兒般照顧，當然我母親知道她的私生活是基於不得已，所以有一些話不方便對我說的，她會對我母親說。

她是個大辣辣不會斤斤計較的人，曉得某人騙她，也裝做不知，如果她像一般女孩子那麼會計算的話，早就是富婆了，我就是非常喜歡她這種豪爽的個性，所以兩人常在一起開玩笑，比如說，她的臉長長的，我就叫她馬面，他則以日本話叫我砂糖蟲(satohmushi)，因為我非常愛吃甜食。

1946年前（前排左一至右）高英傑和媽媽高春芳、高英輝、高英明、高英生和高一生，後面則是（左至右）高貴美、高澄美和高菊花和。（高英傑提供）

高菊花為台灣賺了兩隻軍艦  

我和大哥中學畢業之後都考上台大，在我就讀台大農學院畜牧獸醫學系期間，我們家已經從嘉義搬到台北來了，就近在台大校園旁的舟山路上租一間田間農舍，地點就在台大農工系的工廠再過去一點，我每天都沿著田間小徑走路去上課。

後來高菊花和兒子Tony短暫住到我們家數月期間，Tony還很小，晚上菊花去上班，Tony就跟著我，一直到隔天早上菊花下班回來，才接手照顧Tony。偶而她一整天都沒回來，Tony也都跟我在一起。

有一次，早上七、八點鐘，我帶著Tony走過水田間的小路到舟山路上等菊花，看到她和一個美軍坐三輪車回來，不過那時候我並不覺得奇怪。

另一次清晨，她一回來馬上趴在桌子上哭，一直哭，一直哭，哭不停，我問她怎麼了，她也沒反應，哭了一陣子之後就說，昨天晚上唱歌的時候，國防部參謀總部接待了來台做軍事交流韓國的參謀總長一團人，吃完飯來聽歌，那個韓國的參謀總長指定說要她，台灣方面陪同的軍人就叫她晚上陪他，她不願意，說不要，但最後還是不得拒絕，被帶到北投去。

接著她還說：｢台灣的那一隻軍艦是我賺來的，還有那一隻也是。」我就不忍心再問下去了。當時菊花有告訴我軍艦的名字，但我忘了。

大家都知道台灣有金錢外交，除此之外，也有美女外交，在這方面菊花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就像台灣的農耕隊也是，都是為了討好聯合國會員國的一種方式。會到美軍俱樂部那種地方聽歌的，也都是美軍顧問團以及國民黨軍政裡的高級幹部，他們對台灣的女人予取予求，尤其對像菊花這種政治受難者的弱勢家屬更是如此。

我只知道她都跟美軍相處，尤其是美國的空軍，民間人士好像沒有。外人看她，好像很浪漫、很多情，其實是一種無奈，因為她有一種使命感，要保護家人，所以她被國民黨威權政府當成國防外交的性道具這件事，都沒有對她的家人講，之所以對我說，是因為我們兩人感情很要好，她很信任我，所以只要我問，她都會跟我談。

對了! 美軍俱樂部那個樂團好像是從菲律賓來的，後來我聽說她跟樂團裡的一個樂手要好了一段時間。

但高家的姊弟有些人對菊花敬而遠之，覺得她亂交男友，是一種恥辱，他的弟妹不知道大姊是在保護他們，也矇昧於真實的情況，因為菊花如果不跟軍方配合的話，他們家會很慘。

雖然高家人不清楚菊花的處境，但對於自身的危機還是感受得到。當時在山上，像嘉義阿里山裡的山村，最有權有勢的就是警察，所以一些人就會儘快跟警察或軍人結婚，求得保護。

菊花的大妹貴美就嫁給飛官，後來成為美國的空軍，嫁到美國去了。當時菊花還跟我抱怨過，貴美一去不回。第三個妹妹澄美則嫁給一個警察，後來離婚，住在台中。這幾個姊妹們都長得很漂亮，各個皆是雅尚的美人。

後來我去日本留學、工作十幾年之後返台去找菊花，當時她已經嫁到士林施家，在那裡我碰到她另一個十幾歲的兒子施勇男，長得相當高大，還有小女兒施昭伶。由於我和菊花一碰面就聊得很開心、很親切，這個男孩在一旁非常不高興，好像把我當成他母親以前的男朋友。

在此之前，菊花的妹妹們也曾經懷疑菊花生的第二個小孩施玫玲是我的孩子。有一回我在達邦做客，她們又提起這個疑問，菊花的弟弟英傑或英輝在旁邊則很生氣的說：「不是啦。」他們知道孩子的父親另有其人。

春芳的小米酒

如前所說，我和菊花的母親高春芳的感情也很好，情同母子。差不多1982或1983年，我四十來歲的時候，一次返台探親，帶一位東京大學的教授同來台灣，調查寄生在雞的口腔裡的細菌，因為我們需要的雞隻，必須是沒有碰過抗生素的雞，只要是餵飼料的就不行，所以我想達邦的雞很適合，就寫信告知春芳，她說歡迎，我便帶這位教授友人再度上山來到達邦。她從家裡出來迎接我們，我看到她，興奮的一把就把她抱起來，她很不好意思，咯咯的笑了起來，當時我們已經相隔很多年沒見面了。

她為我的再度來訪，釀了小米酒，還特別計算好我們抵達時，正是風味最佳的時刻，放到冰箱裡。

在此之前，菊花曾經告訴過我，小米酒如果釀造得好，就像香檳酒一樣，那個晚上，我和那位日本同事就享受著如同香檳酒般的「春芳釀的小米酒」，喝得歡暢淋漓，整晚我們都坐在庭院裡，倘佯在山林的大自然中，聽著春芳吟唱的歌，歌聲美妙，非常難忘。

在那之後又過了許久，有一回，我回到台灣，到嘉義拜訪菊花的弟弟英傑，他當時已經退休了，因為擔心母親在山上沒人照顧，便把媽媽春芳從達邦接到嘉義市區來同住，但這對春芳十分不好，結果一下山來，整個人很快就衰退了，最後一段期間住進天主教醫院裡，英傑說她當時幾乎認不得人了。

我請英傑陪我到醫院探望春芳，我看到她蜷縮在病床上，便一直叫她:「卡將! 卡將! 」她都沒理我，後來回頭，凝視著我，突然認出我來了，顯現出驚訝的表情，馬上把頭轉過去，她似乎感覺到自己變得蒼老難看。

我當時很難過，那種大半生在大自然裡生活的人，很難適應市區的生活啊！沒多久，就聽聞春芳卡將過世了。

高春芳（左）、高菊花。（高英傑提供）

和菊花的最後一面

我長年旅居日本，跟菊花難得見上一面，每次見面她都會提想念山上的生活，她過世前的那幾年，真的搬回達邦老家定居了，只要我在台灣，她偶而就會打電話來聊天，我退休之後也回到台灣搬到淡水，最常想念的就是她，一直想去看她，總是拖延。

好像是2015年吧，有一天，她打電話告訴我已經搬到山美了，還說 :「我被趕出來了，一個人住。」那時我才趕去看她，由嘉義一位姓吳的朋友陪同，距離上次在士林碰面已經相隔很多年了。我很納悶，她是為了什麼、被誰敢出來的。

她要我帶白蘭地給她，不需要國外的，台灣的就可以了，還要一大桶肯德基大雞腿，我就準備兩瓶白蘭地，也買了一桶炸雞腿，和姓吳的朋友一起到她家。

她的家很簡單，一個睡房，一個廳，然後廚房跟浴室。我一進去，她正坐在客廳的長沙發椅上看電視，看到我就說：「我沒有喝酒，你看你看，我只喝茶。」其實她茶杯裡面放了酒，桌子底下還放了一支酒瓶。

我拿起兩瓶白蘭地對她說 : 「我帶這個給妳啦! 」她好高興，久別重逢，還是跟以前一樣熟悉。臨走前，我對她說 :「下次再來看妳。」結果竟一別成永別，如今想來，很後悔當初沒常上山去看她。

2016年2月20日那天，我跟她約好要再去看她，那是上回約好的第二次再訪。我一樣準備了白蘭地，買好一桶炸雞，搭上高鐵到嘉義站，打電話給那位姓吳的朋友，他正在來高鐵站接我的途中，在電話裡他告訴我：「我現在在路上快到了，不過我告訴你，你要有心理準備，聽說，今天早上高菊花過世了。」

我感覺晴天霹靂，嚇壞了，直接趕到嘉義天主教醫院，菊花已經被送進太平間冰櫃裡了，只好請管理員打開來讓我看看。聽說是氣喘發作，藥都吃完了，從阿里山趕到嘉義市的途中就過世了。

告別式的時候我發燒，人不舒服，但我還是下嘉義來參加，告別式在醫院的地下室舉行，淚水模糊中，只看到他弟弟英傑，一位妹妹，還有小女兒施昭伶。一個原本教養極好的女子，受盡國民黨的利用與壓迫折磨，就這樣走完坎坷的一生。我責備自己為什麼沒能早一點，多幾次去看她，因此成為終身遺憾。

我和菊花的兄弟姊妹都很熟，她的兄弟姊妹是從家人的角度看菊花，卻不知道菊花是為了保護家人，撫養年幼的弟妹，而有許多犧牲，很多委屈。

我從另一個角度看她，一個既是朋友，又是姊弟的角度看她，就看出她的辛酸，並慶幸在這世上能與她建立純粹的友誼，而且是有如姊弟般的感情，這種關係，世上極少有啊。

兩家人感同身受

我和菊花同為政治受難者家屬，過去人生幾十年回憶父親成為一種精神上的痛苦，我如此，菊花亦然。我大半生都在孤獨中度過，即便現在也經常如此，過去我沒想到這種孤獨感與父親受難有關，一直到二二八平反運動開始，我才逐漸釋放這些痛楚。

大概是兩年前，促轉會成立之後，我認識了彭仁郁委員，她的專業就是研究心理創傷，從她那裡我得知可以輔導受難者及家屬進行心理諮商，那時我才開始想，我能不受到父親慘死的影響嗎？更何況我是親眼目睹。我也問了每一位兄弟姊妹，他們也都是這樣，為二二八所造成的家庭悲劇還在哀傷。可以想見，菊花當然也是如此。

今年初總統大選當天一早，投票所還沒開張，我就發一個line訊息給促轉會彭仁郁委員，我說：『我沒有選舉權，但我要我的故鄉，燦爛著由「自由」所象徵的「民主、人權」。「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這普世價值，必須死守。』

「不自由，毋寧死」，這是我的家庭在經歷過國家暴力之後，所立下的決心。

有人說，已經那麼多年了，可以走出二二八的陰影了。我要說，這些人沒有資格講這種話，只有家屬說可以達到那個程度才算數，現在還沒完了呢 ! 像中正紀念堂怎麼還在那個地方，應該藉著促轉會趕快轉型，拿掉威權時代的銅像及個人崇拜才對，然後把它轉型為台灣自由民主的殿堂，或紀念為國家犧牲的人，不管是軍人、官員還是平民，這樣才有價值。我和菊花這樣的政治受難者家屬內心的創傷也才可能撫平。

※口述者潘英仁1935年生於嘉義市，乃嘉義二二八受難者潘木枝之四子，畢業於國立台灣大學農學院畜牧獸醫學系，取得農學士、獸醫師執照，早年赴東京大學大學院取得科學碩士（MS）以及農學博士（Ph.D.）。後來遠赴頼比瑞亞（Liberia）共和國，並於該國農業水産森林部擔任國家畜牧發展局總獸醫官，兼國家附屬中央農業研究所家畜衛生處處長，並領導頼比瑞亞國與獅子山國山羊發展計劃，其後入籍日本，改名藩英仁，於日本大學生物資源科學部擔任獸醫學科教授（目前已退休），專攻於動物傳染病的診斷、控制，及畜群的重建，以及熱帶畜產的發展。現往來於日台之間，從事於民間的「日台親善」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