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2月爆發武漢肺炎之初，中國即稱之為「武漢肺炎」，各國亦隨之如此稱呼，突然間，中國當局玻璃心起來了，嚴辭指稱這個語詞有汙名化與歧視之嫌，未久，與中國交好的世界衛生組織秘書長譚德塞於2月12日表示，疾病名稱很重要，必須防止使用不準確或帶有汙名化的名稱。他進而將武漢肺炎定名為「新型冠狀病毒」，英文簡稱COVID-19，要求世界各國跟進。

與此同時，COVID-19這支病毒也隨著中國人的移動，從武漢擴散到全中國，又延燒到全世界，先前對疫情預估非常樂觀的譚德塞，終於在三月中旬鬆口表示疫情進入「全球大流行」，卻已來不及了，那些堅信世衛組織而拖延防疫的歐美國家，一個接一個中標，至今還見不到疫情高峰。甚至原本輕忽防疫的美國總統川普，得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在推特上聲稱，COVID-19是美軍帶進武漢的，也生氣直呼「中國病毒」，而引發「種族主義」爭議。

至於台灣官方與民間仍持續稱「武漢肺炎」，也引起中國當局以及部分學者及政客的不滿。實則，台灣人如此稱呼，一則已是既定的稱呼，二則乃因抗中保台，與歧視和汙名化無關。因為這雖是中國闖出來的禍端，但中國卻持續杯葛台灣加入世界衛生組織，甚至還大言不慚的說:「中國政府很照顧台灣，台灣不需要加入WHO」。在這樣的局勢下，台灣人當然會被逼出「抗中保台」的集體意志。

從中國傳染到哈薩克的病毒

以地域為傳染病命名，是否能讓人提高防疫警覺呢?從這次台灣的防疫成果來看，這是必然的，台灣在武漢肺炎爆發之初，就對邊境採取管制措施，將疾病阻絕於境外，所以即使距離中國最近，最不被看好，但防疫有成，世界第一。反之，去除地域化的傳染病名稱是否讓人們降低警覺性呢? 這是有可能的。

以過去為例，與中國為鄰的國家或族群，對於中國人帶過去的病毒會以「中國」來命名，自然讓人產生警戒，形成Social distancing，保持社交距離以策安全，根本不需要制定政令來要求。

來自哈薩克的和久(名字簡稱)表示，過去在哈薩克的民間稱中國帶進去的疾病都是｢Қытай вирусы」，也就是中國病毒，這次面對武漢肺炎亦然，雖然世界各國的官方都不去挑戰世衛組織這次制定的名稱，而跟著稱「COVID-19」新型冠狀病毒，但哈薩克民間有其慣用易懂的俗稱，很多人還是稱之為｢Қытай вирусы」，自然就會對中國人保持警覺，這就是防止病毒擴散最有用的Social distancing。不只哈薩克如此，中亞及斯拉夫語國家的民間也有這樣的稱呼。

哈薩克文Қытай語音為「契丹」，指的就是中國，вирусы則是病毒的意思。過去中國稱契丹為古代遊牧民族，但蒙古人稱中國北方就叫契丹，後來即以此泛指中國，影響所及，中亞國家及斯拉夫國家亦稱中國為「契丹」，例如俄羅斯稱中國就是「Китай」，也是「契丹」的意思。

哈薩克人和久表示，雖然這些國家的人不會像台灣人一樣稱「武漢肺炎」，但他們普遍會說那是｢Қытай вирусы」，也就是從中國來的病毒」，因為這樣的說法容易懂，也讓人提高警覺。

藏語也有中國病

說到武漢病毒的爭議，達賴喇嘛西藏宗教基金會董事長跋熱．達瓦才仁表示，過去藏人對於從中國帶進藏地的疾病為「中國病」，例如梅毒即稱為嘉乃(Rgay-nad），也就是「中國病」的意思。一般認為那是在滿清末年和中華民國初期由入侵西藏的中國軍隊傳入的，當時藏人並不知道那是什麼病，便稱之為中國病。

藏文中單獨簡稱「嘉」（Rgay），指的就是中國，梅毒過去曾在康區和拉薩附近流行，那些地方正好就是戰區和佔領區，直到中共入侵西藏後，才將這種傳染疾病控制住，因此現在很少有人會談到這個疾病及其名稱。

這次武漢肺炎全球大流行，各地藏人社區也有人覺得新冠病毒講起來拗口，而簡單稱之為中國或武漢的傳染病，只是為了容易溝通或容易理解罷了。

以地名、國名為疾病命名早有前例，並非中國病專有，廣為熟悉甚至延用至今的「香港腳」，並不會因為這個名稱而歧視香港人，至於日本腦炎、西班牙流感，已是歷史產物。再看前年再度爆發的伊波拉病毒，這個伊波拉來自於一條河的名字，也是地名，至今仍然沒有人說這是歧視。

香港腳、日本腦炎、西班牙流感、伊波拉病毒沿用至今，都沒遇到歧視的問題，怎麼「武漢病毒」就有了呢? 這是不是顯示中國人太玻璃心了呢? 更何況這個名字來自中國，並非假手於外國人，要說歧視，可要從中國內部檢討起吧，指責外國人實在太沉重。不如自信一點，把這樣的取名當作一種對疾病的警示，如同西班牙大流感、日本腦炎一般，未來一提到這個名詞，得以反思歷史的教訓，記取抗疫的歷程，成為人類寶貴知識的一章，也足以成為未來的紀念，紀念武漢人如何為了這個疾病作出奮戰，這樣應該比現在談及歧視、汙名化更有意義吧。

※作者為社運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