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人都曾經對「台灣在美中大戰中不該選邊」這個課題，發表過評論。我認為這是一個嚴肅的課題，值得好好的思辨，千萬不能淪為政治立場的表態或是扣帽子。對於這個議題分析最多、最深入的是蘇起教授。他在2019年12月出版了《台灣的三角習題》一書，𢑥整了他先前的一系列論點。以下，讓我把問題一一提出來。我的看法與蘇起不同，先說結論：只有在單一問題面向，才有所謂「選邊」；或東或西、或戰或和之類。但若問題面向有七、八個，「選邊」就是個不當簡化的概念。整體而言，國際關係中「地緣政治」這四個字，最近二十年其重要性都該做些調整了。

19世紀與21世紀的類比差別

研究國際關係的人經常參照比較的背景，是19世紀的英國、美國、加勒比海。他們擔心的是：萬一將來美國把西太平洋的霸權地位「讓給」中國，就像是當年英國把加勒比海「讓給」美國一樣，則台灣就成為中國的俎上肉。英國當年在加勒比海退讓，是所謂「強龍不壓地頭蛇」。台灣若是現在越站邊靠美國，將來萬一美國也謂「強龍不壓地頭蛇」，撤離西太平洋，我們的處境就極為危險。不選邊，就是避免惹怒地頭蛇。

所有對「未來」的分析都基於一些假設，前述的分析也是一樣。但是在我們檢視這些假設之前，讓我們得先檢視一下「選邊」這個字的現代意涵。1860年開始的英美爭鋒，爭的就是一個「加勒比海地區霸權」。在那個時代，美英相爭的面向相對較窄，加勒比海當年甚至沒有突出的經貿運輸地位，卻有「美國後院」的象徵意義。但是今天美中之間的對峙，早已從狹義的「海權」爭議，跳躍到關稅貿易、匯率操控、科技產業、人工智慧、財務融資、智財保護、電子商務、強迫技術移轉、政府補貼、一帶一路、5G與6G規格 ⋯⋯。這麼多的面向，「選邊」一詞要如何適用，恐怕不容易定義。一旦扯進cyberspace，「地頭蛇」三個字根本就沒有意義，因為cyber這個字就完全與「地理」無涉。

例如5G、6G，如果將來市場上有兩種規格（美規、中規），而跨規格之間用前一代4G銜接，則台灣要美規還是中規，能夠不「選」嗎？又如果中規的華為晶片有後門疑慮，國軍擔心作戰指揮系統在關鍵時被癱瘓，那麼我們還有選邊的空間嗎？復如政府補貼、強迫技術移轉、司法偏袒，中國政府也經常用相同方法欺負台商；這樣不公平的商業競爭，幾乎是用國家力量去壓榨台灣企業，我們的政府難道不該要求對岸改變？這種為台商爭權益的事，只是碰巧與美國立場同調，這算不算選邊？

再談電子商務，所有十四億中國人在對岸網路封鎖之下，上不了台灣的momo網採購、上不了Amazon，更上不了成千上萬家用FB或Gmail做聯絡平台的美國、台灣中小企業窗口，但是所有美國3.5億人、台灣兩千多萬人都可以上阿里巴巴、淘寶等所有購物網站，如此明顯的不公平電子商務，美國對中國提出挑戰，台灣呼應就算是選邊嗎？

地緣政治只是考量之一

前述「不要在強龍與地頭蛇之間選邊」，其實是國際政治中「地緣政治」（geopolitics）的標準思考，歷史上許多國家都面對過類似問題。但是偏偏，最近二十幾年世界改變非常大，有許多國際政治事務根本與「地緣」扯不上關係。老一輩的學者用自己習慣的「地緣政治」理論去分析事情，就會失之狹窄。以下讓我做一些延伸。

21世紀美中之間的鬥爭，雖然南海海權爭霸與19世紀的英美加勒比海相爭相似，但是如前所述，有其他超過一打的面向，每一個面向都扯上複雜的政經、科技關係，幾乎與狹義的「地理」沒有什麼關係。這樣的局面，與當年英美相爭根本無法比擬。

蘇起教授指出，亞洲國家日韓菲泰澳星，雖然是美國盟友，卻也表示要同時與美中交往；言下之義是：台灣亦應如此。但是這裡的用詞定義有些模糊：同時交往歸交往，但就前述十幾個議題，日韓菲泰澳星恐怕確實有許多面向選擇站在美國這一邊。

例如歐美日三方宣言明白指斥中國政府補貼企業之不對，那是歐日選了邊；日星韓美等對於電子商務資訊流通的立場，與中國針鋒相對，那是日星韓在這個問題上站了邊；對於華為晶片與設備的購買，東南亞許多國家如果與美國有軍事通訊合作，最後也許也不得不選邊；中國對於智財保護的偏袒，許多東亞國家也深受其害，立場上也與美國同邊 ⋯⋯。凡此種種，都顯示21世紀與19世紀中葉已經無從比擬，現在的爭霸鬥爭，涉及十幾個面向的合縱連橫，絕對不是「同時交往」這麼簡單。

其他國家的廣義選邊

關於歐美日紐澳等的「選邊」決策，如果不從「美中相爭」的角度去看，也許更能有所啟發。大約五年前，日本國內也在討論要不要加入當時歐巴馬主導的TPP。日本的研究指出，TPP雖然有降低關稅、拓展貿易的優點，但是也壓縮了日本若干產業的國內政策空間，政治上也會有阻力與衝擊。最後安倍首相決定加入TPP的主要考量是：將來的西太平洋經貿，大概只剩下TPP與RCEP兩個區塊，一是美規、一是中規。美規的TPP，是一個政府角色少、政治民主、正港市場經濟的體制；中規的RCEP，則是一個政府無所不在、政治極權、市場經濟大打折扣的體制。

安倍內閣認為，到最後不是產業模擬利弊得失或地緣政治的分析，而是國家要擁抱民主體制或非民主體制的選擇。這樣的選邊，其實是個民主生活、營運方式的選擇，而不願融入一個「企業隨時會被國家公權力對付、jaywalking將來可能不准買高鐡票」的非民主、非法制的體制。今天台灣如果選邊，多少是因為民主生活方式的選擇，而不是地緣強權的依附。

我們與前述日韓菲泰澳星最大的不同是：中國從來不准台灣有「同時與美、中交往」的空間。我們即使「自制」我們的國際交往，還是動不動要看中國的臉色。買防衛性武器？不行；與美國國家安全顧問見面？不行；台灣官員進白宮？不行；文件上出現Taiwan Sugar Corporation？不行；大學名稱叫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不行；台北主場APEC會議？不行；台灣加入國際健康防護網？不行；航空公司劃位選台灣？不行；某某國際名人訪問台灣？不行 ⋯。這些，都是台灣人民心中的痛。

我們的問題是：台灣在中國心中是如此的受到鄙夷，這樣不行那樣不行，我們要怎麼有尊嚴地「同時與雙方交往」？如果要妥協一點尊嚴，要妥協到什麼程度？在許多國際場域中，香港的施展空間還比台灣大，只因為他們以前乖乖地接受一國兩制。香港反送中之後，台灣的民意幾乎一面倒地反對一國兩制，我們又怎麼可能有尊嚴地與中國交往？這是非常基本的問題，我們不能只要求交往，而不談交往的「條件」。

三角形的逐漸變形

前述「與雙方同時交往」的概念，其實也與蘇起的「大三角」論述相一致。所謂大三角，也就是美、中、台之間的關係。蘇起先生曾經指出：90年代，台灣可以把美、中、台關係玩到「一個尾巴搖兩隻狗」的地步，展現台灣在三角關係中的靈活。台灣做政策思考，當然要對國際環境變化的反省與觀照，並做必要的調整。在此我要指出，當下局勢已非90年代可比。

海峽兩岸局勢過去三十年的改變，一方面呈現在美、中、台三方經濟實力的消長，另一方面則是反映在川普上任之後台灣大三角的角色被邊緣化。簡言之，台灣現在能夠玩的槓桿籌碼，比以前少了許多。有些人擔心：如果台灣失去槓桿，只能是美中「雙邊」拉鋸之間的小配角，則我們變成美、中衝突附帶傷害（collateral damage）的機率就會增加。這個看法與前述「不選邊」是一致的。我的看法頗為不同：我認為，台灣失去槓桿角色是必然，但這只是表示我們需要新的戰略定位，而不是「卸除槓桿即無死所」。

我想先從美、中、台三方「經濟實力消長」這一點談起。九二共識是1992年所談，WTO成立是1995年，中國加入WTO是2001年，台灣加入WTO是2002年。由於相關時點太多，趨勢又沒有太大變化，為了簡化分析，我就只分析三個時點。

在1992年，美、中、台三方GDP的占比是91%、5.9%、3.1%。在2000年，美、中、台三方的GDP占比大約是87%、10%、3%；在2017年，三方占比改變為60%、38%、2%。三十年間經濟實力改變的原因卑之無甚高論，就是中國經濟的快速成長，其年成長率動輒8%、10% 甚至更高。在此期間，美、台的經濟成長率頂多就只有三、五趴。中國與美、台經濟成長率差這麼多，三十年下來當然會產生重大改變。

中國經濟成長快，美國、台灣成長慢

關於美、中、台的經濟成長率差異，這裡要說明三點：一、過去這三十年並不是美國、台灣不爭氣，而是中國成長太快，使得彼此相對版圖產生了重大的改變。二、中國的快速成長，不是因為他們的經濟發展策略有什麼偉大，也不是台灣戒急用忍／大膽西進的政策所能改變。中國原本的經濟基礎相當弱，「基期」數字非常低，只要政治環境穩定、裙帶資本不太嚴重，在經濟發展初期投入驅動（input-driven）與效率驅動（efficiency-driven）的階段，經濟成長率絕對是非常高的。台灣及亞洲四小龍在2000年之前，經濟成長率8% 以上的也非罕見。三、可是到了經濟發展的後續階段，「報酬遞減」法則必定會發揮威力，亞洲四小龍雖然當年威風，現在也無法維持四十年前動輒8% 的高成長率。換言之，越接近效率前緣（efficiency frontier），成長率就會慢下來。

整體而言，中國經濟投入驅動與效率驅動的階段即將過去，其經濟要持續成長，終究要邁入「創新驅動」（innovation-driven）階段。屆時決定中國成長的關鍵因素，是他們的科技實力、創新動能與育成環境。如果要我大膽猜測，美、中雙方的GDP之比例，大概就是收斂到接近五五波，頂多只有小幅修正。至於台灣在美、中、台三邊的占比，在均衡時，大概就只有1.0% 至1.5% 左右。

大家不需要拘泥於以上數字變化的可能小誤差，而要思考這些經濟數字變化給我們的戰略啟示。在二十年前，美、中、台之間 87/10/3的實力，美國還是超級大，台灣大概接近中國的三分之一。當時美中之間的對話劇本也許是這樣的。美國：「老弟，我忙著在對付反恐與中東，希望你不要在東亞給我惹麻煩」；中國：「老大，只要台灣別刺激我，我就不會招惹你」。

在這樣的默契之下，老美定下「秩序」要台灣依循，而在這個大秩序之下，台灣可以適度折衝，甚至左右逢源，做到「尾巴搖狗」的地步。我認為，當年的政經實力決定老美的戰略格局，而這個格局，正是「九二共識」的醞釀背景；那是一個美國默許的「秩序」，也是中國認可的「不刺激」底線，台灣也就可以在美中默契之下「悶頭賺大錢」，賺錢之外可以偶爾槓桿玩一下，但是不能過頭；這就是當年的「大三角」遊戲。

「大國崛起」的Thucydides結構衝擊

但是如前所述，即使當年台灣所有政黨都同意在美中默契之下「悶頭賺大錢」，二十幾年下來，經濟大環境終究還是會改變，其根本原因，就是中國的經濟成長初期速度，必定大於美國、台灣的後期成長引擎。前面的台灣、美國車開得慢，後面的中國車開得快，追上去縮短距離是勢所必然。台灣在「大三角」賽局中角色逐漸邊緣化，其實是經濟實力消長的結果。

綜合以上，我們觀察到三十年前的時代背景的三個環節：A．三十年前美國是政經實力的絕對老大，其戰略焦點在中東、俄羅斯；他們對中國的態度只是要維持區域穩定，叫小老弟安分。B．當時台灣的實力約為中國的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確實有槓桿美、中雙方的能耐。C．中國了解以上，也願意在美國默契、台灣安靜的前提下韜光養晦，努力發展經濟。但是二十幾年之後，A B C的環境都改變了。

就美國而言，在2017年美／中之間已經是6/4的實力比，老美絕對不再是單方的氣氛設定者、規則制定者。美國即使今天還是老大，也得面對老二幾乎明目張膽地挑戰。就中國而言，2008金融海嘯中國扮演世界關鍵角色，給予該國非常大的信心，決定從韜光養晦中破繭而出。習近平一帶一路、亞投行、南海爭霸、2025等計畫，加上「民族偉大復興」的民粹召喚，更是引發修昔底恩（Thucydides）兩強終極對決的普遍疑慮。就台灣而言，我們的經濟實力在2017年與對岸拉到將近相差20倍，也消蝕了我們「左右逢源」的客觀實力。

明乎以上，中國對台灣乃逐漸收緊箍框，只談一中不提各表、鼓吹一國兩制、提出《告台灣同胞書》、奪走台灣邦交國、大力支持親中代言人，步步進逼。中國今天的姿態，早就大異於二十年前。此外，中國今天以40/60的實力直接挑戰美國，美國也沒有什麼必要對經濟實力只有1.5% 的台灣給太多的權數。三角癱塌成為雙邊，不足為奇矣。

失去「槓桿」角色，台灣何去何從？

如前所述，過去二十餘年，因為世界經濟實力挪移，美、中遂進入直接對決的階段。2020年的今天，大三角不見了，變成「美中雙邊摔角」，台灣失去了槓桿的角色，要怎麼辦呢？我的看法是：既然不再有「三角」，我們就不得不在美／中雙邊之間，做巧妙的、關鍵的選擇。中華民國是小國，不可能在美／中角力戰場扮演太多拋頭露面的角色。台灣只能就精確擇定的少數戰場，做好「扭轉戰局」的關鍵角色。所謂扭轉戰局，英文是pivotal，意指小小扭轉當下的角度或切入，期待結構性地大大改變戰局。

大家當然會問：pivotal的角度有哪些呢？我們要怎麼尋找呢？如果中國是個自由民主的國家，則台灣真的很難找到破綻，做pivotal的切入；事實上，如果中國真的自由民主，台灣民眾恐怕也不會像今天這樣厭惡它。但是中國是一個極權國家，它有許多的制度性缺陷，它也用帝國君臨的嘴臉，四處欺負周邊鄰國，這不但使台灣民眾難以吞嚥，也使得中國必然呈現若干罩門。

例如，中國政府要倚賴網路管制，去遂行其思想檢查、高壓統治。但是這樣的網路封鎖、管制，必然產生許多不合理的貿易障礙、不公平的市場准入、強制資料在地化等缺陷，令許多民主國家十分厭惡。又如，中國堅持司法臣服於黨，就引發了香港的百萬人「送中」示威，也幾乎引起眾怒。台灣如果能夠就這些罩門努力思考分析，必然會找到一些值得切入的戰略點。

此外，以前在「大三角」時代美國與中國之間的利益衝突較少，但是今天美國與中國衝突的枱面化，美中直接對幹，台灣的pivotal角色自然就會出現。例如，中國製造2025計畫涵蓋的科技面非常廣泛，出現一大堆台灣在科技面可能扮演角色的利基；我們如果盤點一下，就能發現台灣pivotal切入之所在。台灣在美、中科技爭覇戰局中要站哪一邊，絕對有關鍵性的影響。

從韜光養晦到大國崛起

蘇起先生分析兩岸地緣政治，認為中國的大國崛起是韜光養晦40年，「練就一身肌肉」後的必然，與19世紀美國崛起相仿。從經貿的角度，我認為這樣的分析也簡化了些。

中國的改革開放始於1979年，如果從那個起算，到2019年確實是40年。但是中國改革開放一開始阻力不小，真正的全引擎啟動恐怕要從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起算。2009金融海嘯之後，中國已經信心大增，為習近平三年之後掌權的「大國崛起」鋪了心理基礎。所以嚴格來說，中國真正韜光養晦練肌肉，只有20幾年的時間。這一身肌肉是否足以與美國展開全面性「自由搏擊」，恐怕是有爭議的。美國與英國的加勒比海衝突是在1860年左右，而美國早在1853年就已經有黑船艦隊侵入日本的實力。美、西開戰，更要拖到1898年。歷史告訴我們，要挑戰霸權，實在是急不得的。

就經濟發展第三階段所需要的「科技創新」動力而言，中國韜光養晦顯然養得還不夠，中國對美國的挑戰，大概比理想發動時機早了十年，所以才會在中興、華為等事件後，講出「長征」那麼臥薪嘗膽的感慨。中國太過簡化21世紀的強權鬥爭，以為那只是比GDP數字、比南海填礁的面積、比航空母艦的興建；殊不知21世紀的經貿、科技面向太廣太多，在許多面向中國離美國都還有一段距離。

更何況，經貿事務不是海權、不是民族主義鬥爭、不是「我要取代你，我要當老大」的地緣生死搏命。經貿應該是互利互惠的雙贏，從來就不該是零和賽局。中國以黨國不分的集權體制強力補貼企業，其經濟運作模式與西方市場經濟完全扞格，卻想要在類似「中國製造2025」的這麼多產業中，靠著政府補貼「擊敗」歐美先行者。這樣的太早放棄韜光養晦、這樣的大動作崛起、這樣的多面向開戰、這樣的爭霸戰略，恐怕是個重大錯誤。也幸虧老共犯了錯，台灣才能有更多喘息的空間。

從leveraging改為pivoting

如前所述，在美／中對衝（而非三角）的局勢中，台灣只要仍然掌握相當關鍵技術，中國只要仍然以帝國強權的姿態霸凌隣居，共產黨只要繼續用種種不自由民主的方式做集權統治，我們就有執行pivotal戰略方案的切入點。推其極限，我們可以在關鍵處站邊，技巧性扭轉戰爭方向，達成對台灣最有利的結果。三角癱塌成雙邊，已成定局，台灣則必須將三角槓桿改變為關鍵扭轉。環境改變了，台灣卻仍然迷迷糊糊地抱緊二十幾年前的地緣政治概念，是昧於形勢的。

過去500年來，世界從來就沒有擺脫帝國強權的陰影。殖民侵略、世界大戰、冷戰對峙，台灣始終是在強權壓制之下掙扎前行。「一個中國 各自表述」在20幾年前也許是強權勢力之下的生存妥協。但既然是生存策略，當然要隨外在環境改變而調整。「三角」既已塌陷，槓桿即無所附麗。台灣不進入賽局則已，若要入局，則當然要發揮pivotal的影響力。兩隻大象打架，台灣不能只是怕被「波及」；我們是躱不掉的。但是台灣入局並非像是球賽啦啦隊那樣為一邊狂呼口號，而是要冷靜地尋找大象的罩門，全面性發揮我們的專業。

在美、中、台二十幾年前leveraging的賽局中，美國老大基本上想要維持局勢的穩定，老大不希望兩岸「亂套」。可是在現在pivoting賽局中，美、中雙方本身就是最大的不穩定，彼此不斷衝撞。如果美、中大和解了，在雙方默契之下，台灣就必然承受更大的中國壓力，台灣的壓力就會大增。因此就地緣政治而言，「天下大亂」避免了西太平洋「加勒比海化」，台灣得以調整其經貿戰略。貿易戰只是傳統關稅戰，但是科技戰、資訊戰、5G規格戰、2025產業結構戰，都是一波波新戰場。舉例來說，美中對峙在科技面、產業面的一個極端發展，就是若干領域出現「雙元化」（dual regimes），例如全球有部分國家融入一隻大象，其他融入另一隻大象。果真如此，台灣的產業布局，該是什麼景象？

以上這些戰場，一個個都是台灣的國安戰場。今天兩隻大象打架，他們的兵器複雜而多元。做為觀戰者，我們的選擇絕對不只是「選邊」或「不選邊」而已。

記於2019年12月30日

※本文摘自《牧羊人讀書筆記》（朱敬一著，印刻文學）。新書訂於5月4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