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李眉蓁被媒體詢問科技產業的看法，她的回答讓外界感到訝異，先是以「科技始終於來自人性」的空話開場，再以「科技政策往往太高或太大」來迴避政見的孤陋；與此同時，陳其邁前往工業區談高雄市位來的科技產業政策，提出在科技產業鏈與吸引投資將可以促進當地的經濟發展。選舉已剩不到一個月，兩大黨候選人的參選態度呈現明顯的對比，「毫無準備」與「萬事俱備」之間考驗著高雄市民的智慧。

會有這樣的差距，主要是兩位候選人面對市政格局的不同，陳其邁雖然歷經過敗選的經驗，但他完整的立法、行政經驗確實顯露出對於政策議題的熟捻與掌握；相對的，李眉蓁受限於民意代表的程度，做一個市長候選人卻像是扮家家酒般，一句對科技政策的誤解回應，與她刻意打造「年輕活力」的形象相違背。或許，打從她參選後的種種表現來看，對於科技產業政策的鄙棄態度，直白的說，她從來不是「越級打怪」的自憐自哀，反而是看穿「不勝其任」的能力問題。

當然，選區服務做得好是民意代表的本職，如果李眉蓁參選的是議員補選，那麼她的表現也是合理正常，畢竟複數選區的經營需要扎實的選民服務及組織運作，依此標準來看，若不談家族政治或地方派系的因素，李眉蓁能連任三屆市議員，也算是她在地經營的成功與用心。然而，李眉蓁不自量力的「越級挑戰」，自以為複製「韓式空話」便可搖身上游，這恐怕完全無視市民早已覺醒的慘痛代價；事實上，這不同於碩士學位論文的要求，她確實難在短時間內速功力倍，對「打造一座進步城市，朝向科技前瞻的發展」根本是不知所措，其實也是不意外。

她不願意了解的是，「科技政策其實離民眾沒那麼遙遠」，當「智慧城市」(Smart City)的概念已是全球都市化的重要指標時，眼看其它縣市一步步追趕，桃園市、基隆市、台南市及嘉義市近年來也陸續獲得國際評比的肯定，高雄市難道不擔心市政停擺兩年的落後程度嗎？當其它縣市推動綠電科技、無人駕駛公車系統、智慧生活等前瞻政策時，高雄市過去兩年卻被不實際的賽馬場、採石油、摩天輪等給拐騙呼攏。讓人可悲的是，枉費深根在地多年的從政經驗，提不出像樣的政見，一再掩蓋市政掌握不足的缺點，如果只是想透過「市長補選」作為下一場政治競賽的熱身，那根本就是「韓國瑜化」的表徵！

「科技始終來自於人性」這句話說的沒錯，但如果沒有相應的政見對策，那就猶如「選舉就是票多的贏，票少的輸」一樣毫無意義。如此看來，為了選舉對峙提出「立異」的口號，卻毫無實質「標新」的政見準備，顯然這樣的候選人除了程度不足之外，更顯示無心市政準備的不負責任態度。錯也不只有候選人本身，負責推派人選的國民黨也有相當程度的問題，就算沒有知人善用的高度，至少也該表現出整裝待發的一面，研擬出像樣的政見白皮書是根本功；但是，事實上並沒有，可見得若非未從韓國瑜風暴中得到教訓，不然就是刷存在感志在參加罷了。

回到地方科技產業政策的議題，科技產業政策不是李眉蓁所謂的太高、太大，政策的規劃其實可以貼近生活，創新產業的推動甚至與市民有相當大的連繫，也攸關著一座城市能否找回市民的光榮感與認同感。學理上，探討「數位城市」(Digital City)的理念，便是探討網際網路和大數據運算的結合；實務上，這樣科技研發與技術的整合已逐步延伸應用在城市發展的過程之中，例如YouBike系統的建立、地方特產的商業物流平台等。換言之，「科技始終來自於人性」根本是句廢言，因為如果科技無法融入人類生活中，那科技就缺乏了進步的動力；事實上，數位科技也早就鑲嵌在城市與民眾之間，且更需要更深化的發展與支持。

無論是智慧城市或數位城市的概念，都是把科技進步與技術研發視為城市進步的必要條件與工具，同時又結合產業創新的市場轉型，帶來的效應不只是企業投資的規模，更是與許多社會發展面向有關，包括就業機會、人才在地留用、吸引人力流入等；此外，科技、智慧與數位也扣緊了當前城市發展的需要與挑戰，包括人口密集、土地稀缺、交通堵塞、貧富落差等問題都有待前瞻的視野與精進的作法。簡言之，地方科技產業發展是多層次多面向的議題，除了是經濟投資與市場環境，也會因而讓「科技」與「生活」之間出現有機的結合，同時融合在地的城市文化與歷史軌跡，「打造一座進步城市，朝向科技前瞻的發展」就是一個負責任的市長候選人該有的領導思維。

最後，高雄市必需鏈結國際產業發展的動態，尤其科技產業逐步從研發中心的總部經濟模式，轉向對於高端科技的綠色生產要求，這就是陳其邁對於科技產業鏈重視的關鍵之一。持平而論，高雄市的科技產業必須跟上國際趨勢，首先在政策上，城市發展方向能否與科技產業對接？「乾淨能源」與「降低污染」是未來城市發展的重點方向；其次，科技產業鏈如何與周邊縣市進行區域互補合作？新的高雄市長上任後，恐怕必須加快跟上「大南方計畫」的步伐；第三，高雄市如何找尋具前瞻的產業類型？迅速從中央「六大核心戰略產業」中去鏈結當地條件，其中以海洋創新產業的發展藍圖相當重要。平心而論，高雄需要一個「即戰力」的市長，足以勝任的人選早已呼之欲出。

※作者為大學兼任助理教授、兩岸政策協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