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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聿文專欄:紅二代的分化與反叛

鄧聿文 2020年07月29日 00:01:00
紅二代依然不會選擇棄習,因為棄習意味著紅二代整體作為紅色江山天然繼承者的合法性破產,這會傷及多數紅二代的利益。(湯森路透)

紅二代依然不會選擇棄習,因為棄習意味著紅二代整體作為紅色江山天然繼承者的合法性破產,這會傷及多數紅二代的利益。(湯森路透)

任志強終於被開除黨籍,從官方的通報來看,還將有牢獄之災。

 

同是對習近平的嚴厲討伐,比較一下許章潤和任志強,任受到的懲罰更重,可能跟他的紅二代背景及擁有的資源有關。

 

任志強終於被開除黨籍。(網路截圖)

 

任志強的懲罰重於許章潤

 

今年以來,我們看到,中共紅二代的反叛群體漸漸隱現。

 

除了任志強,另一位紅二代、中央黨校教授蔡霞也為任打抱不平,前不久還流傳出據說是她在某次聚會上的犀利發言,直批中共乃「政治僵屍」,習是「黑幫老大」,若不想黨自由墜落,挽救危局的當務之急是「換人」。

 

紅二代出現反習群體,可能是習近平當初未料到的,因為對他來說,在政治上高壓,經濟上重回某種程度的國有化和統制經濟,輿論上強化一律,其目的或者初心是要確保紅色江山永遠掌握在紅二代及其後人手上,代代傳。

 

目睹了胡溫時代黨內腐敗的猖獗,平民出身的領導幹部「僭越」了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紅二代有一種整體的失落感和危機感,怕父輩打下的江山變色,被這些黨內「平民新貴」毀於一旦。在紅二代看來,「平民新貴」不可能像自己一樣,對這個政權有發乎本能的認同和忠誠,精心去維護它,他們不過是一群權力暴發戶,利用政權的力量謀取自身最大利益,毫無責任感,其和政權的關係是「一錘子買賣」,將中共政權交到這樣一批人手裡,實在不放心。

 

中央黨校教授蔡霞也為任志強打抱不平。(圖片摘自網路)

 

這種對政權的「我們/他們」、「自家人/外人」意識,是紅一代留給紅二代的遺傳密碼,陳雲在八九六四就說過,「不能把政權交到外人手裡,必須留給自己子女」,可謂道出中共元老心聲。很大程度上,薄熙來主政重慶時搞的「唱紅打黑」也是出於這一考慮,並以此來競爭中共的最高權力,只不過他失敗了。

 

習近平是擴大版的薄熙來

   

習近平是一個擴大版的薄熙來,他的紅色江山意識一點也不亞於後者,他多次說過類似的話,並將其作為政策推行。在去年關於民營經濟的一次講話中,他把民營企業家當作「自家人」,官方將其作為民營企業家受到黨和政府的政治認同來宣傳,「我們現在是一家人」,但這個詞本身卻透露出嚴重的「外人」或「他者」意識。對於這些「外人」,黨和政府是可以利用的,甚至為了某種需要也可以接納為「自己人」——此即為中共特色的統戰。然而,從紅二代的意識形態看,他們是絕不可能真正將民營企業家視為「自家人」的。

 

因此,習近平對紅二代出現反叛者,一定大失所望,自己為整個紅二代看守家門,可這些反叛者卻像「外人」一樣,公開反對自己,甚至比「外人」還攻擊嚴重。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這讓習近平不得不對紅二代群體也警覺起來。

 

確實是個有趣現象。在紅二代的圈子裡,不僅如任、蔡這樣的反叛者批習毫不留情,像曾為習盟友的自稱民主社會主義者的劉源及其幕僚張木生,據說私下罵起習來也遑論多讓,還有其他的紅二代在小眾場合對習的評價辛辣尖刻,比社會上的反對派包括從體制出來的反對派,對習的「攻擊」更能一針見血,切中要害,讓外界拍手稱快,原因主要在於,他們是從這個分肥圈子出來的,是分肥遊戲的參與者,知道這個圈子的殘酷、骯髒和無恥。

 

然而,將紅二代的反叛者都看作覺醒者,出於追求崇高的理念和目標而背叛自己所屬階層,也不準確,有為理念驅使的成分——這在紅二代的自由主義者裡比較明顯,迄今為止,公開反習的紅二代還寥寥可數,基本出自該階層,但即便是這些反叛者,也不全是奔著自由民主的理念,要建設一個民主的新中國而公開反習的。在中共高層,包括紅二代裡,認同自由民主理念的人很多,但他們多數處於蟄伏狀態,沒有或者不敢公開宣導自由民主,更不說公開反習了,原因就在於體制給予的利益纏繞,沒有勇氣與這種巨大利益切割。少數反習的紅二代,有些是政治鬥爭的失敗者,有些在習時代利益受到損害,還有一些——主要是秉持自由民主理念的紅二代反叛者,是因為無法再成為當局的座上賓,或者其話語權被當局限制而走向反習之路。這點必須明晰。

 

劉少奇的兒子劉源。(圖片摘自網路)

 

紅二代反叛者的批判尤為深刻

 

紅二代的分肥遊戲不一定都是為了財富和政治權力,也可能是一種話語權和對政策的影響力。對某些紅二代的反叛者來說,他們不缺財富,甚至對做官也沒多大興趣,但特別看重自己的社會聲譽和對政策的影響力,在黨內和社會上的話語權,他們中的某些人,曾經是江、胡時代的座上賓,或者同某個要員有密切關係,但在習時代被當局冷落,不再被看重,或者隨要員下臺而隱聲,一旦當局限制其話語權和政策影響力,也無法在社會上公開發聲,這就容易產生心理落差,使他們也體會到過去反對派才「享有」的專制權力的霸道,以致對習產生不滿和怨恨,同當局公開發生衝突,從而起了反習反體制之心,也是使他們的批判顯得格外深刻有力的原因。

 

指出這點並不會貶低這些紅二代的反習價值。理念當然是重要的,是他們反習的始因,然而僅僅是理念問題,背後沒有這樣的利益因素,很難促使他們走出反習這一步。人不是生活於真空中,在自由民主理念之下,由利益——不論什麼利益——推動的反叛和決裂,會更扎實和持久,與僅僅因為理念而反習——這在現實的紅二代裡,少之有少——同樣值得稱道。

 

但這也就要求外界對此類紅二代的反叛,不能期待過高。一般而言,他們反習不反黨,在心裡還是認同這個黨的,只不過認為中共被習近平帶壞了,誤入歧途,像任志強,曾自稱「優秀的共產黨員」。他們和社會上那些決絕的反對派不一樣,後者是既反習也反共,他們是要通過反習來救黨。故可稱他們為救黨反習派。在紅二代裡,反習者從廣義上說都可歸之為救黨,但把這個黨變成什麼樣的黨,是走自由民主之路,希望中國實行民主政治;還是開明專制;或者回歸毛的極權統治,意圖不一,本文的救黨反習派特指前者。

 

紅二代不是鐵板一塊

 

由此可見,紅二代不是鐵板一塊。雖然外界在談論紅二代時,常把它作為一個整體看待,但其實內部早已分化重組,不能用一個統一的標籤去歸類。在紅二代裡,有核心群體,有邊緣群體,有處於兩者之間的中間群體。核心群體是以鄧江時代的中共元老集團的子女為主,他們屬於紅二代的特權階層,是中國最大的既得利益者,多年來分居於中國經濟的要害領域,攫取了巨量財富,習近平的反腐重組了中國權勢階層的利益格局,多少觸動了這一階層的利益,導致他們對習的態度普遍不友善,無論鄧小平的兒子鄧朴方,還是劉少奇的兒子劉源等,都曾對習表達過不滿。習也知道這個群體能量巨大,對他們敬而遠之,不能公開反目。

 

邊緣群體大都是那些在鄧江時代失勢的中共中高級領導幹部的子女,他們一般也繼承了父輩的極左思想,想讓中共回歸毛時代。這一階層人數相對較多,在紅二代裡,很長時間他們在政治上是受排斥的,習的上臺使他們多年受壓制的心理情緒和狀態得以釋放,因為在政治上他們自認正統,在中共的話語系統裡具有天然的政治正確性,在他們看來,習讓中共政權回到自己人手裡,所以他們是習的主要支持者,雖然他們實際的政治和經濟地位並未因此得到顯著改善,從這點來說,他們也對習有不滿,但這種不滿不影響他們在政治上支持習。這一群體主要以延安兒女聯誼會的名義進行有組織的活動,向習施加影響。

 

紅二代裡的第三類,即具有自由民主思想的人士,包括胡耀邦的兒子胡德平等,多屬於中間群體。該群體也包括不屬於上述兩者的紅二代。他們在中共最高層有自己政治上的代表,這一群體特別是自由主義者由於理念問題,對習的不滿最明顯,認為習背離了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路線,他們中的許多人和紅二代核心階層的一些人一樣,具有反習之心,但多數隻止於私下表達,敢於公開亮明自己的理念和政治主張,反對習近平的,很少。

 

胡耀邦的兒子胡德平。(圖片摘自網路)

 

紅二代不會選擇棄習

 

所以,儘管紅二代裡對習不滿看似占主流,但至少當下無法指望他們會公開起來批習,更不可能同習決裂。這有紅二代維護中共統治的考量。特別是在西方圍攻中共的背景下,公然反叛習不利黨的統治。習顯然抓住了這一點,收割紅二代的政治紅利。他為了贏得紅二代的支持,一直不把反腐指向紅二代,但也止於此,絕不與紅二代特別是其中的核心階層分享統治權,習的治理班子,主要來自他曾經工作的福建和浙江兩省,後兩者構不成對他的權力威脅,而紅二代由於有父輩的蔭蔽,一旦賦予他們實權,將對習帶來挑戰。習對此看得很清。

 

隨著中國內外環境的惡化,習一定程度上更需要依靠紅二代來強化自己的合法性,但他也會警惕紅二代中已經出現和將要出現的反叛者,因為這樣的反叛者,特別是來自紅二代中屬於中間群體的自由主義反叛者可能會多起來。可是,如果因此認為習現在或者在不久之將來在紅二代裡處於四面楚歌,被它所拋棄,是不現實的。形勢遠沒有到這個地步。即使如蔡霞所說,到明年上半年中國經濟崩潰,錢用光了,扛不住,國內矛盾四起,紅二代依然不會選擇棄習,因為棄習意味著紅二代整體作為紅色江山天然繼承者的合法性破產,這會傷及多數紅二代的利益。所以還是那句話,當紅二代把自己和黨綁在一起,帶著救黨目的反習,習是反不了的,反而,在歷史的變革中,為了使紅二代不被歷史淘汰,他們還不得不挺習。何況,現在紅二代根本沒有力量去反習。

 

※作者是獨立學者/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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