蓋棺能否論定是個極其複雜問題，純就歷史學方法言，這最起碼就牽涉史料完整披露與否、中立客觀秉筆直書之「期待可能性」等等，不限於此。

我們很難、事實上也沒必要在新逝當耳意圖定見全盤。而如若限縮範疇並放眼李登輝總統一生，最重要角色無非他做為政治人物、以及這身分隨之而來對台灣社會的重大影響。

首銜台灣總統府十二年，曲折婉轉道路難盡數。我個人以為，李總統對國家社會最主要影響無非係在民主體制常態化的建立。當然所謂李登輝是「台灣民主先生」的說法已久，而連此若欲具體實證，我想李總統終止動員戡亂時期，終結萬年國代，召開國是會議、乃至修憲等等一系列體制改革以走向「民主」的作為，是李登輝對台灣最大貢獻。

延此深論，兼任國民黨主席的李登輝，當年有意識的打破台灣一黨獨大政治局面，「調整」國民黨定位，從而在巧妙運用彼時民間「李登輝情結」，達至鞏固權力基礎並推行總統直接民選等重大憲政轉折，如此取法乎上的高妙手腕、令人驚嘆。

97修憲和李總統紅酒對酌的民進黨主席許信良「夜奔敵營」，不僅落槌憲政主軸擬向，更是李登輝為首的國民黨勢力結合民進黨主導台灣的經典範例。我認為這樣的範例絕不只框限於政治角力象限，而是李登輝一而再三取徑各角意圖建立「台灣主體性」的嘗試。

這個匍匐前進「台灣主體性」的努力，首波高潮無非就在李總統接受《德國之聲》訪問拋出「兩國論」。這是他縝密計畫後毫不畏懼挺身「獨台」的標誌，也是深藍和特定族群對他惡之入骨原因之一。

22歲之前的李登輝是日本人，他是京都大學畢業又拿下美國康乃爾大學博士的台籍菁英。再更直白地說，李登輝是首位本省籍總統，他坐上大位代表的是蔣家及其隨從那批家臣權力失落，也意蘊深藏「台灣人當家作主」表徵。

更何謂「台灣人」？也在李登輝本人和其後不少學者詮解下有脫胎意涵。綜言之，除了具體憲政民主改革落實，李登輝總統另一無上功勳就在精神層面的「台灣主體性」與「台灣人意識」建構。

同此邏輯，我們不難理解為何「親中派」和多數外省族群仇視李登輝。因為「仇視日本」與「大中華文化連結」正是這些中國遺民畢生斷不掉紐帶，只是這樣虛幻的「中華民族想像」已不見容台灣意識成熟的公民社會。

李登輝當然不是聖人，從49歲入閣到坐館總統府一紀，值得討論和爬梳政治情事斗載，但任何人都無法否認的，李登輝用他過人的政治操作和意志力、帶領台灣從威權獨裁走向民主體制，光是這點、今天生活在中華民國台灣的每個人都該感謝他。（文章轉載自作者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