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94年到2000年之間，美國連續有3位部長訪台，平均兩年一位，次數不算頻繁，但是要說部長訪台已經是常態也沒有什麼錯，所以單單就「部長來訪」而論，由於蔡英文直到當了總統的第5年才有一位美國部長來訪，而且都同樣並不是高政治象徵性的國務或國防部長，所以這次衞生部長來台與其說是突破，不如說已經中斷了20年的常態應該要是恢復了，才更接近事實。 註更多 1979年後訪台美國部長：1994年運輸部長潘尼亞、1998年能源部長李察遜、2000運輸部長史雷特、2020衛生部長阿札爾。

柯林頓對台、中雙重加碼而非單押中國

柯林頓1992參選美國總統時，正好是天安門風暴對美國社會的衝擊仍然餘波盪漾，依蓋洛普民調調查，當時美國社會反中情緒和中美經貿大戰的今天不相上下，美國人對中國有好感的只有34%，只比今天33%高1%。於是當時痛批給中國最惠國待遇的老布希親中就成了柯林頓的競選訴求。不料柯林頓1993年就職後，卻馬上宣布對中國戰略是「全面性交往」。於是1995年他讓美國給中國最惠國待遇和中國人權狀況脫鈎，再兩年江澤民成為天安門後第一位訪問美國的中國領導人，兩國元首更發表聯合聲明，宣布建立「中美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

然後美國一路走向「親中」，降低談判條件而和中國達成加入WTO的雙邊的協議，成為中國在2001年順利成為會員大國的主要推手。這樣的一位柯林頓，直到2000年代初期，台灣頭腦清醒的人，不分藍綠都對他大大反感，例如當過新黨立委的陳一新教授就質疑他：「 三不 註更多1998年6月柯林頓總統訪中，在上海發表對台政策：「不支持台灣獨立、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不認為臺灣可以成為任何以國家為資格限制的組織之會員」。克林頓政府解釋「三不」的出台緣於飛彈危機後，美國決定「不挑戰中國的主權」所致，但無疑的何謂挑戰中國主權，美國自有其定義，所以在宣布三不後，仍然陸續有兩位部長訪台，並持續升高和台灣軍事關係。 、中程協議，美中（共）關係三級跳大躍進， 柯林頓政府從原本對兩岸平衡的政策變成朝中共傾斜」。

「親中」有兩種：善意或卑躬屈膝

「親中」有兩種，一種是對中善意；一種是對中國卑恭曲膝，如賴清德既自稱親中，還主張台灣行如行有餘力應該協助中國抗疫，但是他站穩台獨立場，所以是對中國善意而不是卑躬屈膝。又如宋楚瑜也講親中，但是立場是兩岸一中，當APEC總統特使時在習近平左右前後蹭來蹭去，那只能說是卑躬曲膝，談不上是善意。至於柯林頓，依陳一新的批評和小布希替他父親出氣時駡軟弱，都已經是逾越善意的份際了。

只是追蹤柯林頓8年總統任內的中國大戰略，固然的確一路走在全面性交往的方向；但是北京恐怕難以接受柯林頓是向北京傾斜的美國總統。無論如何，北京可以如數「家怨」地輕易列出柯林頓總統任內美國偏向台灣，而令北京憤怒到不行的記錄：

派兩艘航母到台海遏止中國的飛彈對台恫嚇、李登輝成1979年迄今唯一非過境而訪問美國的台灣總統、批准3位部長訪台，訪台的還外加眾議院議長、升級台美軍售和交流規格、賦予AIT護照簽證權、AIT處長第1次進外交部和總統府、修訂美日安保新指針，把圍堵對象從蘇聯變成中國⋯⋯。

最重要的，這許許多多的措施並不是個別性的，隨機性地發生，而是一整套提升美國對台關係的政策的一部份。是美國政府依對台灣關係法實施總檢討後提出的「美國對台政策調整」而進行的。

柯林頓美國對台政策調整的範圍涵蓋了雙方代表機構的設置、次長級對話機制、官員互訪、官署洽公、政府高層交流、領事關係的恢復等等。這一切的內容兜起來，就是柯林頓認為未逾越《台灣關係法》的規範下對台政策的進行巨大突破，讓台美關係不再是純粹的「民間關係」，也不是完整的官方關係，但是進入入了「凖官方關係」。台美這樣的凖官方關係在911事件後有所後退，但是到了川普當了總統，中美走向戰略對立後，才又有所恢復，於是川普既簽署了國會通過的一連串友台法案，又派衞生部長訪台。其間各友台法案，內容仍然和「美國對台政策調整」大同小異，然而規範的法位階畢竟大有提升，把柯林頓時代總統的行政命令升格為法律。

基本上柯林頓總統8年間，對兩岸，在政策都大幅加碼，其中對台的部分加碼幅度是1979年以來歷任美國總統最大的；至於對中國的加碼當然也名列第一。於是形同對兩岸雙重加碼而不是向一方傾斜的單押一邊。

新自由主義鼎盛，congagement當道

天安門事變後，一整個1990年代，美國主張交往中國的紅隊和主張圍堵的藍隊尖銳地爭議不己。柯林頓的政策就在兩路對立主張的拉扯中推移發展。1998年年初民進黨舉辦了中國政策大辯論，辯論中針對柯林頓看來處處矛盾的中國政策，民進黨在定性上獲得的共識是：美國採取的是「既圍堵又交往」，並認為應該在這樣的格局下拿捏台灣的對美和對中政策。過了一年，美國民間智庫蘭德公司發表報告中硬是造了一個新字描述美國的中國策略：congagement「圍交」：既containment -「圍堵」又engagement「交往」，再過幾年「圍交」觀念終於被國際政治學界普遍採用。

柯林頓上台前夕，蘇聯解體，美國確立全球單一霸權地位，雷根、柴契爾力推的新自由主義政經意識形態益形意氣風發，伴隨蘇聯解體爆發的天安門災難更加鞏固了美國主導的新自由主義的絕對優越性。等到柯林頓掌政，新經濟帶動了美國産業轉型，開啟了二次戰後最長的景氣，最低的失業率，結束了持續20年的財政赤字。新經濟更把新自由主義推向一個發展的高峰期。

柯林頓當總統的期間，中國快速的經濟成長固然已經開始令人心驚，美國對中國GDP的倍數也在縮小，但是兩國基期差別實在太巨大，所以雙方GDP絕對值的落差仍然顯著擴大。1993年美國、中國GDP分別是6.86兆和0.44兆。2001年是1.3兆和10.6兆。

8年之間倍數從15.5倍縮小到8.1倍，但是落差從6.4兆擴大到9.2兆。

至於台灣，1993年GDP是2,309億，居然很不可思議地達到中國的51.9%。因此在1990年代初對台灣國際媒體就這樣稱讚「大得不能忽視」。到了2001年，台灣GDP規模和中國比，縮小到21.8%，但是這時在新經濟風潮中台灣產業已經向高科技轉型，是全球電腦生產重鎮，今天流行的「矽盾」之說，當時已經開始。從這樣的現實出發，無論如何看不到當總統的柯林頓有犧牲台灣而一面倒地向中國傾斜的理由。

2000年美國國會決定是否批准允許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提案前，柯林頓演講說，「中國入世，不僅是同意擴大對美國商品的進口，更是同意進口民主社會最珍視的價值觀之一——經濟

自由。」柯林頓還說，「互聯網的發展尤其會破壞中國政府的控制，使中國更像美國。」柯林頓的演講，現在已經被證明是笑話了，但是如果回到當時的時空脈絡，柯林頓講得中氣十足，展現了美國主流社會為自己主導了新經濟和新自由主義而躊躇滿志，以及和平演變中國的強烈自信。大環境如此，無怪乎他要調整僵固緊縮了15年的美國對台政策，並且不理會國務院成群的資深技術官僚的建議以及中國的憤怒，不客氣地讓李總統訪問康乃爾。

弱勢奮起，新自由主義盛極而衰

柯林頓一方面固然勇敢地守住左翼政黨的立場堅持加稅、擴張福利，但是一方面在經濟上力推全球化，把新自由主義推到最高峰。這樣的政策，創造出來的政績，讓他卸任時支持率超過60%，創歷來總統的最高。然而柯林頓一旦卸職，全球化、新自由主義雖然進一步提供中國經濟更迅猛發展的框架，中國GDP從1995排名世界第7，落在義大利後面只有日本的13.4%，美國的9.6%，擴張到2010年已經竄升到排名第2，2018年GDP變成日本的273.8%，美國的66.3%。國力有了這樣的經濟基礎，中國也正式宣告終止適用鄧小平韜光養晦的遺訓，堂堂進入偉大復興的階段。很自然的，中美緊張一年高過一年，一日勝於一日，在舉世驚疑、紛紛議論中，世局進入了霸權轉移的修昔底德情境。

這時全球化、新自由主義帶來的巨大副作用在世界各地猛烈爆發，歷經網路泡沫、金融風暴、陷入伊拉克泥淖之後，美國百病叢生，全球化、新自由主義風潮快速盛極而衰。規劃、型塑、主導、領航二次大戰後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美國，在川普乘民粹旋風當上總統後，美國居然成了全球各地反新自由主義、反全球化的前鋒。中美關係急轉直下。在柯林頓和川普之間，由小布希、歐巴馬執政的16年，就成了中美雙方由「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躍向戰略對立關係的過渡期。這16年正好和台灣陳水扁、馬英九兩位總統的任期幾乎完全重疊。（2001～2017和 2000～2016）16年的前半段，基本上是陳水扁被小布希定位為麻煩製造者的時間；後半段，美國為民進黨的下野喘了一口氣，但是對國民黨的傾中愈來愈疑慮，於是台灣進入20年沒有一位美國部長訪台的空窗期。

奇特的是，「兩岸關係好，台美關係就會好」已經成了馬總統信仰，於是他總統任內兩岸關係既然的確是國民黨政府遷台後最好的一段時間，他就認定那同樣就是從1979年台美斷交斷交到2016以前，台美關係最美好的黃金時期。其實這只不過是他自戀情結的投射而已。過去40年間，他的8年台美關係只比陳總統成為布希的麻煩製造者的那幾年和蔣經國時期好而已。比較起來李總統是令美國比較頭痛的台灣總統，但是美國在李總統任內的1990年代不斷地加碼台灣的情形差了十萬八千里。基本上，美國對李、馬都有所擔心：擔心李往兩國論方向衝太大，擔心馬過度傾中。

對柯林頓該重新評價了

在美國紅藍對抗的1990年代，台灣不分藍綠都和美國藍隊一樣不滿柯林頓為了傾中而壓抑對台關係，不只質疑美國的宣示 「一個中國」政策對台灣有傷害，還認為他對台的政策調整幅度不夠 。當時這樣的判斷在2000年之後不但仍然被延續下來，甚至受到眼見中國GDP逼近美國7成的現狀產生的強烈心理衝擊所強化，而不會想到從1993年這個比數才可憐的6.4%而已。然而20年後的如今，有了歷史縱深後，應該對他的「中美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和「美國對台政策調整」一併重新評價了：

1、他力推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創造了當時美國空前榮景，使他倍受尊崇，但是代價是他卸任後中國過度迅速的崛起和10年後中美關係急劇的惡化，乃至於今日美國反中成為主流價值。更不用說美國貧富差距的擴大，矛盾的急驟上升，使民粹川普得以反中、反全球化為訴求而叱咋風雲。於是，柯林頓種下了親中的種子反而長出了反中的果實。

2、他依「美國對台政策調整」實施的一連串的對台加碼政策，使台美間從1979以後持續了15年嚴厲的「非官方關係」，一舉升格到「準官方關係」。是迄今40年來最大幅度的突破，他卸任後不久，美國開始進入10幾年對台政策減碼的階段，直等到川普上台，反中成為政策主軸，美國才重新開始一連串對台加碼的立法、措施，而中斷了20年的部長訪台也重新恢復。這樣，雖然部長訪台只是政策的恢復不算什麼突破，然而中美對峙的大格局已難逆轉，在美國不只一次宣稱台灣是戰略夥伴時，台美關係超越柯林頓「美國對台政策調整」的突破已經啟動。

台灣復權是長期趨勢，不受美國親中與反中的影響

經過這一番回顧，台美關係的大突破既在當今中美關係走向新冷戰的最惡劣時開始浮出；又曾經在美中關係最甜蜜的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中出現，真是非常詭異。然而不論其間的奧秘為何，我們至少清楚地察覺：

台灣做為獨立存在的國家，這是一個中共迄今無法推翻的事實，雖然在冷戰期間美國聯中制的大棋局中，台灣的國格受到完全不合理的委屈，但是這個事實仍舊沒有被推翻，一旦蘇聯瓦解，再讓台灣繼續受到過度委屈實在毫無道理，於是整個大勢就讓台灣走上復權之路。儘管復權路上，波折不斷，甚至驚險連連，但是不管美國政策上是親中或是反中，都沒有擋住這樣的大勢。

※作者為前民進黨立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