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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江琳專欄:你就是你的語言文字

李江琳 2020年09月08日 00:02:00
沒有把語言的使用和教育提高到基本權利的高度,那就變成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行政政策問題,自治法中的規定就常常得不到保證。(湯森路透)

沒有把語言的使用和教育提高到基本權利的高度,那就變成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行政政策問題,自治法中的規定就常常得不到保證。(湯森路透)

近日的一大新聞,內蒙古通遼市、鄂爾多斯市、呼和浩特市等多地數萬蒙古族學生和家長發起罷課和抗議集會,反對政府在中小學強化漢語教學,進一步淡化蒙古族母語教學。有抗議者受傷,有的被捕,甚至有一位學生為抗議母親被捕而跳樓身亡。

 

我在研究西藏當代史的同時,也關注中國邊疆區域原住民衆的狀況,包括西藏三區即如今西藏自治區和周邊四省的藏族自治州自治縣的藏人、內蒙古自治區的蒙古人、新疆的維吾爾人及其他民族如四川涼山地區的彜族等等。寫文章時,我盡量避免使用大陸流行的將這些民族稱之爲「少數民族」的説法,其原因是,如果在一個城市或一個區域裏有多個民族混居,那麽人數較少的民族或許可以稱爲「少數民族」。然而,在中國大陸的情況是,這些民族祖祖輩輩聚居在自己的鄉土家園裏,不僅有自己獨特的語言文化、宗教信仰乃至於政治建制,而且在那塊原本屬於他們的土地上,他們還有過自己的國家。歷史上那裏的漢人是很少的。這些民族在自己的土地上從來也不是少數。最近半個多世紀,即使在中共政府的鼓勵下有大量漢人遷入,在很多地區原住民族仍然是主體。在他們的家鄉稱他們為少數民族,既不符合事實,也有欠公平,所以我盡量使用「非漢民族」這個中性的說法。

 

用「非漢民族」取代「少數民族」

 

中國憲法承認「民族自治地方」有民族自治權,其主要內容之一就是非漢民族的語言文字。在中國的《民族區域自治法》中規定,「招收少數民族學生爲主的學校,有條件的應當採用少數民族文字的課本,幷用少數民族語言講課;小學高年級或者中學設漢文課程,推廣全國通用的普通話。」這就是所謂雙語教育。上世紀下半葉,內蒙古自治區遷入了大量漢人,尤其是在城市裏,漢人漸漸成爲多數。但是蒙古人和蒙古文化仍然是主體,尤其是在牧區。內蒙古的中小學採用的是自然區分漢人學校和蒙族學校的辦法,漢人學校只用漢語教學,蒙族學校主要用蒙語教學,逐漸增加漢語教育的分量。

 

無論是憲法還是民族區域自治法的問題是,它們都沒有強調,使用和教育語言文字是非漢民族的一種基本政治權利,是非漢民族自己的選擇。由於沒有把語言的使用和教育提高到基本權利的高度,那就變成一個行政政策問題,自治法中的規定就常常得不到保證。

 

內蒙古自治區遷入了大量漢人,尤其是在城市裏,漢人漸漸成爲多數。但是蒙古人和蒙古文化仍然是主體,尤其是在牧區。(湯森路透)

 

中共是一個以共産主義意識形態爲指導的漢族政權,當政者對中國邊疆的非漢民族區域始終有「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疑慮和恐懼,其表現就是敵視非漢民族的語言文字和文化。非漢民族為保持自己的語言文字和文化而進行的抗爭也一直沒有中斷。在藏區,即使是文化大革命期間,在傳統寺院被幾乎全數摧毀,喇嘛被驅散後,仍然有喇嘛在草原上秘密地給孩童教藏語藏文。

 

2016年,青海藏人紮西文色(Tashi Wangchuk)因爲呼籲保護自己的母語而被逮捕,2018年以「煽動分裂罪」被判五年監禁。中共對非漢民族語言文字的壓迫,其嚴苛程度只有史達林的前蘇聯政權可以相比。中國邊疆地區非漢民族為保持母語文字的抗爭,也會繼續下去,因爲這種抗爭,意味著自身作爲一個民族的生死存亡。

 

中國當政者對中國邊疆的非漢民族區域始終有「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疑慮和恐懼,其表現就是敵視非漢民族的語言文字和文化。(擷取自推特@luxnox6)

 

猶太人的秘密

 

1990年,在一年前的藏人抗議引出拉薩軍管一年多後,中共關上了文革後打開的和流亡藏人的對話大門。就在那年秋天,有一組猶太拉比,涵蓋了猶太人的四大流派,從世界各地匯聚到印度北方喜馬拉雅山中的小鎮達蘭薩拉,他們此行的目的是和達賴喇嘛會談,討論流亡民族的身份認同問題。

 

拉比們的擔憂由來已久。自從1959年達賴喇嘛流亡印度,他的居所就成爲西方很多追求精神指導的年輕人嚮往的地方。很多人在此學習藏語文和東方文化,有些還皈依佛教,出家成爲喇嘛,其中又以猶太青年爲多。於是英語中有了一個新詞Jubu (Jewish Buddhist)。他們想請教達賴喇嘛,藏傳佛教中是什麽吸引了猶太青年精英。他們在達賴喇嘛的客廳裏,和達賴喇嘛對話討論了四天。

 

我在2012年的一次採訪中求證尊者和猶太拉比的對話。尊者說,那次對話不是他邀請的,是猶太拉比們自己安排而來。那時候的交通條件還沒有現在那麽好,僅僅是從新德里到達蘭薩拉,就要坐兩天汽車。那次對話非常成功,互相之間都有很多問題,互相學到了很多東西。在那次對話後,組織者Rodger Kamenetz 出版了《蓮花中的猶太人》(The Jew in the Lotus: A Poet’s Rediscovery of Jewish Identity in Buddhist India),登上了紐約時報暢銷書榜。達賴喇嘛對於猶太民族處於不利境況下長達千年而保持了自己的文化非常欽佩,他問猶太領袖們:你們的秘密是什麼,What’s your secret? 猶太人的秘密是什麽?這個問題既複雜又簡單。複雜在於長達千年的不利境遇和抗爭一言難盡,簡單在於猶太人的秘密中,最重要的就是保持自己的語言文字。猶太人的秘密就在他們的語言文字之中。

 

《蓮花中的猶太人》書封。(圖片摘自網路)

 

希伯來語的復興

 

在當代世界,以色列國家的官方語言是希伯來語,那是猶太民族的語言。但是,在耶路撒冷第二聖殿於西元70年被毀後,長達近兩千年的時間裏,猶太民族曾經流亡於世界各地,是一個沒有自己國土的民族。在流亡求存的過程中,猶太人和其他各民族的人生活在一起,在人家的土地上,漸漸地希伯來語就不再是一種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口頭語言。世界各地的猶太人,說著十多種和當地語言交流過程中發展出的口語,如猶太-西班牙語(也叫Ladino)、意底緒語、猶太-阿拉伯語,或者就說當地的語言,如德語、波蘭語、俄語、波斯語、阿拉伯語等等。

 

但是,全世界所有的猶太人,始終沒有忘記,希伯來語是他們的語言,是聖經的語言,是上帝給他們的語言。雖然希伯來語作爲日常口頭語言已經是「死亡了的口語」,但是世界各地猶太人的宗教儀式上拉比們朗誦宗教經典的時候,用的是希伯來語。希伯來語在日常口語中死亡了,但是一息尚存地活在宗教經典和宗教儀式中。

 

即使如此,這種宗教儀式和祈禱中用的希伯來語,在時間的長河裏也出現了演變,如中歐和東歐猶太人用的是Ashkenazi希伯來語,曾經生活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猶太人用的是Sephardic希伯來語,在阿拉伯和伊斯蘭世界生活的猶太人用的是Mizrahi希伯來語。而他們在日常生活的口語中,都不再說希伯來語。

 

由此可以得出兩個結論:第一,語言是必須用的,只有在使用中才能存活。一旦不用,不管是由於什麽原因而閑置或廢棄,語言就會死亡。人類歷史上已經見證了很多語言文字死亡而與此相連的文明隨之消失的實例,比如美洲的瑪雅文化、阿茲特克文化、絲綢之路上一度非常重要的的粟特語言文字和文化。語言文字的死亡往往只需要一二代人的時間。當語言文字死亡的時候,即使後代還活著,與此相關的文明卻消失了。

 

全世界所有的猶太人,始終沒有忘記,希伯來語是他們的語言,是聖經的語言,是上帝給他們的語言。(湯森路透)

 

第二,文明基因保存得最好的,是宗教。當人類群落意識到文明基因涉及他們的生存延續而必須善加保護的時候,他們就把這些最寶貴的文明種子規定爲一系列的儀式、禁忌和規則,使之神聖化,使之融入宗教信仰。

 

1881年,23嵗的立陶宛猶太人艾利澤·本-耶胡達在巴勒斯坦提出,如果猶太人要回到自己的故鄉建立自己的國家,就必須先復活自己的語言,希伯來語。語言文字是你區別於他人的標識,作爲一個人類群體,一個民族,你是你而不是他人,他人是他人而不是你,區別就在於語言文字。一個民族要存在於這個世界上,必須有共同的民族意識,即民族主義。而民族主義的核心,是語言文字。

 

艾利澤·本-耶胡達和他的同道們為復活希伯來語而奮鬥了幾十年,爲此他必須克服猶太民族內部的複雜分歧,必須動員全民族,達到全體人民的共識。1922年,艾利澤·本-耶胡達去世,享年64嵗。26年後,當以色列國成立的時候,以色列的猶太國民已經有了共同的口頭和書面語言文字。現代希伯來語是全世界九百萬猶太人的共同語言。猶太民族復活希伯來語,是人類歷史上唯一的一次,整個民族復活了一個已經死亡的古老的日常使用語言。復活希伯來語的最重要先決條件,是語言文字仍然保存在宗教之中。希伯來語的復興證明,一個語言的消失只需要一兩代人,一個語言的復興,也可以在一兩代人的時間中實現。

 

尊者說,最重要的是教育

 

我在一次採訪達賴喇嘛的時候,向尊者提出了一個問題,這個問題是我所接觸的藏人都非常關心,都想向尊者提出的問題:在當下藏民族受到中共壓制的困難時期,我們應該怎麽辦?我們最重要的事情是什麽?

 

尊者說,最重要的是教育。達賴喇嘛說,藏人一定要重視教育,特別是藏民族語言文字的教育和傳承。在歷史上,藏人的語言文字教育是在寺院裏,通過寺院教育和佛教信仰、佛教哲學、和佛教知識一起實現的。現在,藏人的孩子也要在現代學校裏學習,學習科學、藏語文,也要學習傳統的佛教知識。只要保持藏人的語言文字,我們就能保持藏人的佛教信仰,我們就保持了藏民族的身份認同和民族意識,藏文化就不會消失。

 

我想,這個道理,對中國邊疆地區所有非漢民族都是一樣的。

 

達賴喇嘛說,藏人一定要重視教育,特別是藏民族語言文字的教育和傳承。(湯森路透)

 

 

※作者為江西南昌人,作家、歷史學家, 1982年獲復旦大學英文系學士學位,1988年獲山東大學美國文學研究所碩士學位,1988年留學美國,獲布蘭戴斯大學猶太歷史碩士和紐約皇后學院圖書館學碩士。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共黨史、中共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和當代西藏史。曾在《動向》、《明報月刊》、《開放》等雜誌發表過100多篇相關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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