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研究一直攸關一九四九年後中國的傳染病防疫。長年深嘆不論學者研究得如何盡心費力、如何提醒謹戒歷史教訓，中國卻每逢大型防疫，混亂與苦難的歷史總是如預言般地重演，就像以前從未發生過什麼事似的。而如我這般高度關注那塊土地上廣大生靈苦難的學者所寫的歷史與提醒，也依然被壓抑消音無法面世。一個無法累積朝向幸福所需的歷史感的社會，如何能記取前車之鑑以造福後人？

從年前開始，看著武漢肺炎疫情的變化，我實在覺得太過熟悉了—從一九四九年後的麻風防疫，到近年的愛滋、SARS，中央、地方政府與民眾的反應—我曾經筆下的歷史不斷在政府與眾人的日常生活中重演：矢口否認、疫情爆發、被迫承認、強迫且大規模隔離、汙名恐慌比傳染病蔓延得還要迅速、民生規畫缺乏、醫務人員被推到第一線卻無政策做後盾、眾人恐懼憤怒。

然後呢？待疫情經過慌亂暴力但有些效果的隔離防疫手段而終漸消退後，一切又回到矢口否認如常的日常生活狀態，遺忘歷史、禁絕歷史……。

唯一可能留下的只是對地區「他者」的汙名，如河南與愛滋、涼山與毒品、武漢與肺炎，但至於那裡的人為何身陷困境與如何擺脫困境，卻未受檢討。災區之外的人不關心這些，被汙名的「他者」可能也只想著以否認與掩飾來擺脫汙名，而不是挑戰汙名的根本原因與治理的冷漠無能。

我是有些動怒了。除夕那天我在家門前貼上一張春聯，是聖嚴法師的法語「放下的幸福」，我想實行它，一直忍著沒有發文說話。今天初五開工，我也過了一個「放下」的年，現在想寫些話。就當我自己的歷史紀錄，哪怕繼續被禁絕。

武漢疫情發展與控制的荒腔走板，各方都在罵，中國政府從中央到基層都是問題。有人說關鍵問題是集權控制，有人說是地方官僚腐敗。這些都是因素，但我想更進一步檢討，是什麼深層因素讓這些每逢重大疫情就冒出的問題在一九四九年後的中國長存難改，混亂的防疫歷史一再重演？

最關鍵的問題，用大白話講就是民族主義或愛國主義的「面子」問題，用政治術語來講就是中國面對心中之痛的「帝國」或「外侮」時的「主體性」問題。這也就是我在《麻風醫生與巨變中國：後帝國實驗下的疾病隱喻與防疫歷史》中，以「後帝國」的意識形態來分析中國一九四九年後的麻風防疫關鍵。防疫的成功、失敗、手段、消音或選擇性榮耀，都因中國反帝反美的主體性心態主導，以致眾人主動或被動地配合國家面子而隱匿醜聞、批評外界質疑、因人（的所在地而）廢言、犧牲個人成就集體形象。

面子、主體性或意識形態的主導者自然是堅守中國主體性的中央政權，而擁護者就是廣大的一樣愛國愛面子的民眾。在國家意識的大旗下，民族主義或愛國情節不必然高亢激昂，反而可能天真卑微得令人心疼。本來，講究主體是各國各民族都會做的事，但關鍵是，如果只因主體為大的愛國情操或民族情結而讓付出慘痛代價的歷史教訓一再灰飛煙滅，這一代人與後代人要付出的生存代價就是永遠都學不會教訓，永遠落入不斷重來的疫情困境。

人群可能學不會歷史教訓，病毒可是會因應環境而變異。哪個比較強？

僅以愛滋與麻風這兩個我書寫過的深入研究為例，即可點出因「主體性」為大的防疫通病：意識形態主導的面子主體性高於合理的科學防疫原則；意識形態主導的面子主體性，讓國家丟臉的表現不得公開討論乃至寫成白紙黑字。失去歷史感，就無法有效因應未來。

我在《我的涼山兄弟：毒品、愛滋與流動青年》的結論〈疾病治理的時空意義〉中提到，二○○○年之前中國也否認愛滋疫情已然嚴重，直到《紐約時報》大幅報導河南省境內，因不安全的輸血販賣導致疫情爆發的重大新聞，讓國際組織火力全開，要求中國政府承認並應對這個巨大危機，開放並接受更多國際援助以遏止疫情散布。自此，中國中央政府終於廣納國際合作，公開疫情。

然而，在地方上，基層政府的作為仍是面子為大，報喜不報憂。《我的涼山兄弟》即研究了中央與地方的不同調。這本書在中國出版之後，引起很大的關注。

「結果有改變任何的政府治理嗎？」我經常這樣被中國讀者問到。我總是苦笑難以回答，我多麼希望研究能對這個世界的苦難之人有所助益啊！只是，顯然，疫病治理依然故我，而《我的涼山兄弟》卻因政府面子問題，讓想透過閱讀以瞭解防疫處境與歷史的讀者，也看不見這本書了。一個殷鑑不遠的歷史教訓就這樣硬生生地被消音。

但我愈研究中國的傳染病防疫，就愈發覺得要瞭解當前的亂象，就愈須瞭解歷史，瞭解究竟是什麼關鍵因素，種下與助長了今日惡果。

年前朋友圈不斷傳遞感染新型肺炎的病人被關進隔離箱中帶走的新聞與畫面。令我想起我在《麻風醫生與巨變中國》書中寫過的故事：

在新疆吧還是什麼地方，發現了上海的人生了麻風，所以包了一個車廂把他運到上海來了……。

那麼在地方上，他的病人一路走，後面衛生防疫一路跟著消毒，病人在前面，後面在消毒……就是這樣怕的啦。

恐懼蔓延、汙名標籤、過度防疫、醫師無助，這些反應與做法，歷久不衰。人心如常，手段未變。可想而知，疫情過後的代價也將不可免地慘烈。

我的兩本書都寫過諸多防疫代價，我也沒力氣在此重述了。我只能難受地斷言，如果未能公開檢討防疫手段與歷史、未能放下面子障礙，起碼的代價就是下列關鍵字的惡性循環：否認、汙名、恐懼、持續無能、生靈塗炭。

我在《麻風醫生與巨變中國》的前言寫下：

中國的防疫故事帶給世人什麼意義？

這些不僅是醫療和公共衛生史的議題，從中國極具爭議的「後帝國」實驗觀之，更是政治社會史的提問。

書寫《麻風醫生與巨變中國》時，我的心情比書寫《我的涼山兄弟》還沉重，原因正是我看到一九四九年後防疫歷史的關鍵問題及其一再重複的悲哀。我在《麻風醫生與巨變中國》的結論，以〈歷史的羅生門〉來反省官方版的歷史與被消音的歷史。

全球化下的中國防疫，不乏目標與方法孰輕孰重的拿捏失誤。在麻風之後，如我曾研究過的愛滋與近期的SARS，也是類似案例。

人類從歷史中獲取的教訓似乎有限。所幸，自由開放的社會主張透明機制與尊重個人的治理基調，對於這種一再發生的防疫混亂與無謂傷害，具有自我批判反省與修補錯誤的能力，讓社會得以調整對個體造成無謂傷害的可能性與程度……。

相較之下，當代中國的麻風防治曾對無數患者與醫師烙下的負面生命印記，至今仍鮮為人知。在此情況下，要期待社會主動修補既有傷痕，前路仍然漫長。

今天我說的這些話，對於疫情當前、生存飽受威脅的人們而言，實可謂廢話。我覺得難受，我絲毫不想讓有生存威脅的人感到站在安全之地的人只能說教。

這廢話是要說給倖存者聽的。如果能安然躲過這一波疫情，懇請中國倖存的眾人關注與挖掘歷史，明白配合主體意識形態的桎梏所付出的代價。如果平日就經常因愛國愛面子而容忍縱容有問題的治理措施、配合主體意識來攻擊國際批評、當有人揭露令人憤怒的真相時卻因家醜外揚以致指控的手指頭不是朝向政府反倒是戳向揭露真相的人，那就只是緊抓著這塊愛國主義主體性的遮羞布，不願從歷史中學到教訓。

那麼，當下一次新興疫病又來危及人口稠密的土地時，這個學不會歷史教訓的政府仍將搭上遮羞布，將依然無法保護你、以及你所鍾愛的國與家。

「放下的幸福」是需要練習的。請在日常生活中時刻學習放下國家與民族的面子、主體性等執著重擔，才能空出力氣與機會拾起真實福祉的希望。天佑眾人！

※本文摘自《疫病與社會的十個關鍵詞》【附錄一】說給疫情倖存者聽／春山出版／原始出處為二○二○年一月二十九日作者臉書貼文，時為大年初五，武漢封城近一週／作者為人類學家，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博士，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研究員。研究領域主要從愛滋、毒品與麻風（漢生病）等疫病的角度切入，分析國際與全球衛生，理解當代社會變遷的本質與傾向，以及身處變遷中的個人生命經驗與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