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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風暴政府挺身營救民間產業 沒被當英雄還弄得一身灰?

2008年美國銀行雷曼兄弟因次貸危機宣告破產,引發全球金融海嘯。(湯森路透)

2008年美國銀行雷曼兄弟因次貸危機宣告破產,引發全球金融海嘯。(湯森路透)

編按:「政府的要務,不是去做個體已經在做的事情,這些事政府不論做得比個人好一點還是壞一點,影響都不大。政府該做的,是當下完全沒有人在碰的事情」──凱因斯,《自由放任的終結》(The End of Laissez-Faire, 1926)

 

在二○○八的金融市場崩盤,這場主要由私部門債務而非公債導致的危機之後,各國政府紛紛出手搭救資本主義系統,使其不致土崩瓦解。政府不僅挹注資金進入金融體系,還接手了私人資產。雷曼兄弟破產的幾個月後,美國政府就接管了通用汽車與克萊斯勒,英國政府則經手主流的銀行,經濟合作發展組織中的各國政府則承諾投入相當於GDP2.5%的金額進行紓困。

 

雖然這場危機的雙重成因是私人債務過高與金融業的魯莽行徑,但政策面上的結論卻莫名其妙地把錯歸給政府──明明政府透過紓困與逆週期的刺激方案拯救金融體系於澈底崩盤。

 

挺身而出解決民間金融業的爛攤子,沒有被當成英雄就算了,政府還不知為何成了壞人。當然,政府不是完全沒有錯,因為沒有人完全沒有錯──異常的利率走勢確實造成了債務的上升──但主流論述確實被扭曲到面目全非。這種扭曲,肇因於一九七○年代以來的看法,認為公部門出於某種莫名的理由,就是不如私部門善於規劃並創造成長。

 

框住了英歐財政部長將近十年

 

從這樣的看法延伸出去,便是歐洲各國普遍在政府端進行撙節。令人遺憾地,孱弱的歐洲各國沒能獲准靠投資重返經濟衰退前的產出與就業水準,而被「三頭馬車」(troika;國際貨幣基金、歐洲央行、歐洲委員會)三令五申要削減公共支出到見骨。任何一國的預算赤字升破馬斯垂克條約(Maastricht Treaty)規定的水準,都會面臨嚴峻的罰則;另外,紓困條件嚴格到連撙節派的國際貨幣基金都在日後承認是自取滅亡。

 

簡而言之,撙節的假設是公債不利於經濟成長,要降低公債的唯一辦法,就是不計社會成本的削減政府支出,並利用預算盈餘來減少債務。撙節派認為只要政府債務低到一個不特定的程度,政府財政達到「健全」,那私部門就會獲得解放,重新點燃繁榮。

 

撙節的「政治學」,框住了英國財政大臣與歐洲各國財政部長將近十年。在美國,從一九九○年代的金瑞奇(Newt Gingrich)到金融危機後透過立法進行的「聯邦自動減支」(sequestration),美國國會定期以關閉聯邦政府威脅行政部門達成更低的預算目標。

 

但這種想用撙節來減債的強迫症,錯失了一個基本的重點:

真正要緊的是經濟的長期成長、成長的來源(投資標的的選擇),還有成長的分配(誰能享受到經濟擴張的好處)。

 

如果以撙節之名,預算的刪減影響到創造未來經濟成長必要的區塊(教育、基礎建設、健康人口所需的醫療照護),那麼GDP(無論在定義上在怎麼灌水)都將無以成長。再者,這當中有個諷刺之處,光是削減政府赤字,不見得能讓債務債GDP的比重變好看,因為分子固然變小,但分母可能也會同時受到影響。

 

要是這些預算刪減造成貧富差距擴大──英國近幾年的撙節方案已經「財政研究機構」(Institute for Fiscal Studies)證明過有此效果──那消費的成長動能就只剩下借錢(如刷信用卡購物)所提供的購買力。相對於此,若公共投資可以投入到基礎建設、創新、教育與公衛醫療等領域,讓全體國民都能享受到更健康的社會與更多的發展機會,那稅收就肯定會成長,國債占GDP比重也肯定會降低。

 

我們必須了解,經濟政策不是百分百的科學命定。你可以實施撙節,期待經濟成長,即便這樣的政策會剝奪經濟體中的需求;你也可以專注投資在醫療、教育訓練、科學研發與基礎建設上,並堅信這些領域是GDP長期成長的主戰場。話說到底,政策選擇會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我們對政府在經濟體中角色的想像──政府是價值創造的關鍵主角?還是頂多能當個在一旁加油的龍套?

 

 

 

作者簡介

 

瑪里亞娜‧馬祖卡托(Mariana Mazzucato)

倫敦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的創新經濟學與公共價值教授,並於該校身兼創新與公共目的研究所(Institute for Innovation & Public Purpose)的創院院長。她先後取得美國塔夫茨大學(Tufts University)的文學士學位,以及紐約社會研究新學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的碩士與博士學位。


她廣獲好評的《創業型國家:打破公私部門迷思(暫譯)》一書(2013)深究了國家在推動經濟成長中所扮演的關鍵角色──至於《萬物的價值:經濟體系的革命時代,重新定義市場、價值、生產者與獲利者》(2018)一書,則闡述了何以價值創造應該要獲得獎勵,價值擷取則否。



她針對由創新主導的普惠性與永續性經濟成長,給予世界各國政策擬定者建議。她目前以委員身分活躍於蘇格蘭政府的經濟顧問會議、南非總統直轄的經濟建言委員會、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秘書長之下的新成長論述建言團體、聯合國發展政策委員會(Committee for Development Policy)、瑞典創新局(Vinnova)的顧問委員會,乃至於挪威的研究委員會。她另外身兼義大利總理的特別經濟顧問(2020),並在歐洲委員會研究、科學暨創新執委特別顧問的任內(2017-2019)執筆了在歐盟中影響深遠的「使命導向研究與創新」報告,使得各種「使命」在歐洲委員會的地平線(Horizon)創新計劃中,變成了舉足輕重,推動計畫前行的一項嶄新利器。

 

譯者簡介

 

鄭煥昇
與文字朝朝暮暮,在書本中進進出出的譯者。譯有《冥王星任務》、《下一個家在何方》、《是設計,讓城市更快樂》、《傷風敗俗文化史》、《烈日帝國》、《性的解析》、《普羅旺斯1970》、《專業之死》、《哲學不該正經學》等書。

 

※本文摘取自《萬物的價值:經濟體系的革命時代,重新定義市場、價值、生產者與獲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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