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紀是法國小說家和散文作家人才輩出的偉大時代—雨果、斯湯達爾、喬治．桑、福樓拜（Flaubert）、大仲馬、巴爾札克—也包含特定領域的受眾，即文人群體，他們藉由書籍、短篇小說、散文、通俗報刊、沙龍和寫作獎，來形塑出著名的「民族」文學。

亞當在各種應酬圈子裡如魚得水，經常應家族友人的邀請，與學界人士、記者和出版商共進晚餐， 例如其中便有新聞界大亨埃米爾．德．吉拉丹（Emile de Girardin），當時他的《小日報》（Petit Journal ）發行了將近一百萬份。文學工作是對民族國家的規畫與書寫，是一種文明的歷史和創造力的積累敘事。

亞當在《新評論》不僅只是個資助人，她也為自己保留一個定期專欄〈外交政策快報〉， 發表她對德國、奧地利、英國、俄羅斯、希臘、匈牙利、中國和日本的觀察，闡述深具影響力的觀點（她常被認為有功於確保締結一八九四年的《法俄同盟條約》），她後來還曾發表對英國在埃及政策的詳細研究。在二十世紀之交，像亞當這種政治行動者以及文化品味創造者，又把注意力放到了一八七○年後歐洲的緊張局勢，並繼續致力塑造共和權力，尋找寫法國人這個民族的作家，對羅逖而言，寫的則是帝國。

那麼，是什麼吸引了亞當，讓她為《新評論》選用大溪地的故事，從而開啟了羅逖的文學生涯呢？有關太平洋的蛛絲馬跡，其實可從查爾斯— 維克托．克羅斯尼爾．德．瓦里格尼（Charles-Victor Crosnier de Varigny）—曾經擔任夏威夷王國第五代國王的財務大臣— 的文章中取得，他的著作《在三明治群島的十四年》（Fourteen Years in the Sandwich Islands）就在普法戰爭之後不久出版。他在故事和回憶錄一開頭，便充滿歉意地寫道：「我不曉得大洋洲一個小王國的歷史，是否會引起人們的興趣，尤其此刻大家眼前已有這麼多難題要面對。有時我真有點懷疑。」然而，德．瓦里格尼繼續寫道：「我們越是對周圍的世界感到灰心，就越會求助於小說的魅力。」美麗的故事可以恢復一個受傷的文明；而對於亞當的民族主義文學計畫同樣包含這種消除「沮喪陰影」的想法，德．瓦里格尼則加上他自己的大洋洲啟迪：「一切困擾歐洲的問題都曾在這個小社會中遇到過，並且找出了解決之道。」在文章中，德．瓦里格尼再次提起島嶼之間的隔絕與單純，適可作為實驗、理想和渴望的微觀場所的經典看法。

《羅逖的婚姻》顯然並沒能為動盪的法國提供有用的政治解決方案，不過詩歌體強烈的娛樂效果本身就是一種意識形態投射。回顧起來，羅逖著實是個奇葩，方才能以他對巴黎、軟弱的共和政體，以及輝煌、浮華的浪漫和憂鬱漂泊的矛盾心態，在殖民地寫作和殖民政策上產生如此的效應。然而，也正是他從一八七○年代直至世紀之交，始終專注於感傷愛情故事，才使他成為亞當的理想人選。亞當在自己的《尚和帕斯卡》（Jean et Pascal ）一書中， 描寫一個法國女孩試圖贏得一名阿爾薩斯軍官的愛，甘必大直言這個故事象徵著亞當的人生哲學：「分析了兩種最崇高的、能擄獲人心的激情—愛情與愛國。」故事中，帕斯卡愛上了尚的妹妹—尚是他的朋友與戰友（「我的同袍」），但堅稱：「我不想愛，我不會愛......我嚴守分際，因為我以自己的肉體與靈魂為她許諾，我為法國流的血不夠多。......我發誓， 我對法國的熱情使我宛如宗派狂熱分子。我的心被她的名字觸動，即便僅是唸一下，也幾乎就要從我胸口迸出，只因我熱愛她！」

尚試著告訴他朋友，愛國主義和「個人感情」不但不相悖，反而可以很容易地融合： 「愛一位年輕法國女孩也愛法國難道不對嗎？」在亞當的早年著作《新婚夫妻之歌》（La Chanson des nouveaux époux 中，她筆下的英雄—同樣是軍官—對他的新婚妻子說：「我對祖國的崇拜是我存在的樣態；法國就是我的存在本質。唯有在她的驅策下我才行動，唯有透過她我才會愛。妳的形象在我眼中就是祖國的特徵，妳的美麗容顏是她的真實表情。我無法分清妳與她，我屬於妳也屬於她。」 

在亞當的許多作品中，都以這種從個人、政治、軍事和婚姻迸發的熱愛，構建她民族主義敘事的主要理念。羅逖則以更高超的才華來表達相同理念，吸引讀者為帝國效力，然而卻更有魅力，更少說教。他寫了不少海軍軍官造訪殖民地的感性故事，在言語、景貌，當地風光和自己的珍貴情感等細節上盡情揮灑，但往往迴避殖民體制的現實。亞當宣揚一個激情十足的法蘭西民族，以及一種感性而文明的帝國理想。羅逖的帝國則被尋找愛的法國敘事，以及未實現的欲望所帶來的失落與悲劇所束縛。兩者的故事都掩蓋了從他們內心映射而出的暴力成分：亞當反德國的好戰愛國主義、羅逖那被描繪成景色秀麗的失落與哀愁的殖民主義。

亞當與朱利安．維奧因共通的文學視野而結盟，透過精心安排的社交人脈，兩人合作把皮耶．羅逖推上了一個充滿想像與浪漫幻想領域的帝國舞台。羅逖憑藉其才華渲染帝國的感性與哀愁，亞當則提供一個批判性論壇，以精心編制的敘事向公眾發表政治論述。創辦《新評論》之初，亞當公開宣稱：「隨著共和政治似乎已變成一種政治酬庸分贓，我對自己的政治沙龍也失去了興趣。」這並不意味著她準備放棄政治活動。相反地，她懂得如何善用其他更有說服力的手段來達到目的。戲劇文學將是強化她政治愛好的有力工具。對於一個在社會與文化網絡中處於優越地位的人來說，編輯《新評論》將比會見議員與黨代表更具權力基礎。

文學、愛情和政治對於亞當，都是等同視之。在傑出的贊助者和盟友支持下，她要重塑自己的法國，將她的激情注入偉大的寫作與發行推廣計畫中，毫無保留地深信終將重新喚起對於法國共和政體的熱愛：「我全心全意地要讓我的評論為法國文學界增光，反映出共和政體的無私、愛國主義與尊嚴。」

雖然卡爾曼— 利維仍是羅逖的主要出版商，但羅逖是因為和亞當聯手，才塑造出自身與愛情、帝國及歷史的強大融合。亞當—這位「法蘭西大人」、共和國化身—自稱為羅逖的「道德與智慧之母」（她比羅逖年長十三歲），深情地責備他：「親愛的羅逖，我想我知道朋友間許多愛的形式，你像個兒子般愛我，不是嗎？」羅逖對共和政體抱持懷疑態度，但仍以同等熱情的辭彙回應亞當關於愛的傾訴，他在回信結尾寫道：「我全心全意地愛妳，像兒子一般溫柔地牽你的手。」 這位了不起的法國女人創造了她的男人，而他則實現了她的願望，寄信給她，獻給她後來讓自己成名的手稿，從而協助她塑造了一個法蘭西帝國的空間。

羅逖是個在現代名聲遠遠不如當年在世時的作家。當時的他，是個受人尊敬且備受歡迎的藝術家，儘管不久便被遺忘；他的粉絲們追憶他為一位在技術專家治國時代的幻術大師， 儘管被嘲笑為膚淺的帝國主義者，他的作品與生命仍流連於法國文學和歷史意識的邊緣地帶。他於一八九一年當選法蘭西學院院士，然而事實證明他是個相當平凡的歷史人物；容易叫人喜歡，也容易讓人嫌惡或漠視。

他的作家職業生涯和作為帝國主義者而引人注目的生活，在法國進入二十世紀塑造並進行國內社會和文化變革時起了示範作用，特別是在文學文化和表述海外帝國方面。羅逖的作品或多或少符合英國文學研究的觀點，認為冒險浪漫是一種表現男性陽剛的文學流派，是有意識地反對自然主義狂熱的頹廢。一八八七年，英國暢銷作家萊特．哈葛德（Rider Haggard）在一篇文章中，指稱埃米爾．左拉（Emile Zola）的諷世小說「毫無男子氣概」， 而當時羅逖也打敗左拉，在奧克塔夫．費伊耶（Octave Feuillet）死後，獲得法蘭西學院出缺的院士席位。經過了一場廣為宣傳的競賽，羅逖在他的就職演說一開場便引起聽眾鼓譟， 他口無遮攔地抨擊左拉的作品：「另外，對自然主義的譴責還體現在這一點：它專門以大城市的人渣為主題，而作家本人卻在大城市裡放縱。」當羅逖詆毀道：「這些農夫，這些工人， 就跟所有你在貝爾維爾舞廳裡會見到的人一樣。」據說，這時人在大廳後方的左拉臉上浮現淺淺笑容，羅逖還攻擊自然主義的「病態現象，尤其是在巴黎市周邊」。

羅逖的政治立場在此表露無遺。最明顯的是他對巴黎的厭惡，還有他對工人階級的蔑視。巴黎不僅是共和國的一部分，也是屬於無產階級和不同社群的都市，這種新社會結構， 有違他對貴族高尚的追求。儘管羅逖並未直白地把通俗的帝國論點說成是壓制國內工人騷動的「安全閥」，但他顯然相信，他有責任將文學從他所謂的「粗俗和憤世嫉俗」的城市階級鬥爭，轉變為「理想與永恆」的帝國浪漫情懷。在普法戰爭期間，他曾被指派海軍任務， 並且以自己偏愛的方式進行鬥爭：在海上，保有他的特許冒險願景，保衛一個有朝一日只能在海外找到的真正法國。

作者簡介

馬特．松田（Matt K. Matsuda）

　　美國紐澤西州立羅格斯大學歷史系教授，研究領域為現代歐洲和亞太比較史。另著有《現代的記憶》（The Memory of the Modern）、《太平洋世界》（Pacific Worlds: A History of Seas, Peoples, and Cultures）、《太平洋歷史教學入門》（A Primer for Teaching Pacific Histories: Ten Design Principles）。

譯者簡介

丁超

　　美國麻州大學碩士。美、加地區求學、工作、定居多年。曾任職企管顧問公司，現為自由譯者。譯有《旅館》（八旗出版）、《酒的科學》、《辣椒獵人的辛香探險》、《簡明大歷史》、《第二種不可能》等書，著有網路小說《民國童話》。

※本書擷取自《愛的帝國：權力與誘惑，作為感官文本的「法屬太平洋」》